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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他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弟子,苦笑地关照道:

  “那篇小说就不用发了!”

  “琴师,我已送《新申报》,今天都开始连载了。”

  林琴南嗔怒地瞥来一眼,又仿佛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声讨文章。他终于哀叹了一声:

  “为师老啦!有点乏了。唉!大难临头了!”

  张厚载又想到了徐树铮,还要为他鼓劲。

  没想到林琴南却说:“又铮来过了,说巴黎和谈可能对政府不利。还要老夫少去惹北大这只马蜂窝呢。”

  张厚载这才有点慌乱起来,但他不愧是位敢作敢为的人,凭着少年气盛说:

  “我给蔡元培去封函,就说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

  当蔡元培收到张厚载的来信时,案头正放着刊登这位学生造谣文章的《神州日报》,还有林琴南的那篇《妖梦》。他真有点被气坏了,痛苦地用手抵住隐隐发痛的胃,额角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他毕竟是东方人,可是在林琴南的笔下,他居然成了一种叫元绪的大龟。更可鄙的是这位充当内奸,无事生非的学生,不但在信函中直认不讳,还张狂地问他此时有何感想,还油滑气十足地务恳先生将意见与态度赐示呢。难道自己真被钱玄同说准了?他苦恼地提起笔,先给《神州日报》写了封要求澄清事实真相的函。

  写完复函,他又想到了那位张厚载。是叫来训斥一顿,还是任其自然,不予理睬?他觉得这些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位上海青浦人,对旧戏颇有研究,笔杆子也着实厉害。引导的好,应是一块好材料。他想起了自己平时的一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又叹息了一声,提起笔,语重心长地给这位被林琴南教坏的学生写起信来:

  得书,如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见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然后,大声地叫来范文澜,请他尽快发出。他正想歇口气,一位预料不到的客人出现了。辜鸿铭正穿着一身簇新的马褂,让罗家伦领着,恭恭敬敬地进门拜访。这可是难得的稀客呀,蔡元培忙起身相迎。只见辜老先生滑稽地行了个大揖,然后一本正经地从衣袖里摸出一份文稿,递了过来。

  蔡元培打开一看,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了。这篇题为《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署名为冬烘先生。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突发奇论地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大功臣也。在这国学发发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这位冬烘先生还举例说明,就像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最后老先生呜呼道:“我故曰鹤卿先生别具苦心,不得已用此以毒攻毒之妙剂也。噫,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见蔡元培面露笑容,辜鸿铭又中气十足地说:

  “此文由你随便处置,我本想上门痛斥林琴南,又恐伤了身份。这样吧,尽管平日我极鄙视刘申叔当年为人,但这次一定正告他和黄季刚。在北大,只要我等不动,谁敢呼应林琴南?”

  他见蔡元培异常感动,又得意地指着两位学生教训道:

  “还记得我当初的话吗?这世界上只有两位好人,我不帮蔡元培,谁帮?”

  “林、蔡大战”终于因那篇《妖梦》又搞得舆论哗然。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林琴南,挖苦他竟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不得已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骂人的错处。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向这位知道认错的先生表示敬意呢。但那位迷不知返的造谣学生张厚载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由于一意孤行,引起学生众怒,终于在三月底由校方刊出布告令其退学。

  想不到在军阀势力重压下的北京,这场由“林、蔡大战”引发的新旧思潮的激战,居然会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9

  梁启超注定要当一回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他没有错过历史给他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

  当他和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一行,揣着一腔美好的梦幻,在海上孤寂而缓慢的航行中漂泊到巴黎时,想不到举世瞩目的战后和平会议,早在一月前就在华贵的凡尔赛宫隆重开幕了。

  他一下码头,就四处奔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他先是吃惊于这次会议的规模,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共约一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后又惊叹各国关注会议的热情,由于这次将讨论如何分享战争带来的各种实际利益,各国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的顾问及工作人员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而日本更是作了充分准备,起用曾任日本首相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担任首席全权代表。英、法等国就不用说了,反正巴黎所有的大小饭店都人满为患。而值得讽刺的是一个泱泱东方大国,一个想通过外交周旋收回德国被占领土的中国,居然派出了一个超小型的代表团,还有梁启超那个栅栅来迟的六人观察团。

  梁启超匆匆赶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见陆征祥爱理不理,一副支支吾吾的应付样子,便去找驻美专使顾维钧。他对这个团的办事能力本来就不抱希望。惟一看好的就是这位既精明强悍精通西洋事务,又有正义感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见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到了,顿时双眼放光,异常兴奋。见周围人多嘴杂,便相约去一家咖啡馆密谈。

  巴黎的夜灯红酒绿,大约又碰上了什么喜庆的日子,人们正沉浸在狂欢之中。而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却在一种嘈杂的氛围里,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顾维约长叹了一声,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透露出积压多日的苦衷:

  “会议开幕后的第十天,我才轮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发言。我严正指出中国在对德宣战后,既已声明废止中、德间一切约章,胶州租借条约原系德国以武力强行索得,自当废除。而且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特权转让给其它国家;因而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

  梁启超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很有见地。”

  顾维钧苦恼地垂下脑袋,说:“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早已预谋好的命运已在等待我们。”

  梁启超惊愕地抬起头,听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不祥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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