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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不是吹,写这种文字,只要我和玄同联手,真可谓天下无敌手也!”

  蔡元培无奈地放下酒杯,客气地请三人入座,深思熟虑地说:

  “既然由我而发,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他信中的语气还算客气,我完全有把握说服他。”

  钱玄同见他要摆出一副坐而论道的学究姿态,不禁着急起来:

  “蔡先生,你别看他一口一声太史公,可他以清室举人自居,声称至死不改其操。还攻击宣传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像这样,天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做国文教授了。语言手段均卑劣之极,对这种文痞,惟有痛斥一法!”

  蔡元培无奈地摆摆手,解释道:“各人都有各人的论战方法,但对我来说,辱骂和讽刺可能并不适宜呀!”

  三位好斗之士终于走了,他也酒兴索然。干脆闭门谢客,伏案沉思,提笔一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他不仅是在回答林琴南的挑战,也是在回答几年来社会上各种旧势力对他和北大的攻击。在这封长信中,他一反林氏诬蔑谩骂的手法,以一贯来的谦和婉转而理足气刚的语句,逐条批驳林氏的攻击,并不时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林琴南进行反击。重申了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张。

  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吗?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


  沈尹默读得喉干舌燥,众人却听得扼腕赞叹。正当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时,忽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怪叫:

  “林琴南这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元培?我说他乱伦是有证据的,一是翻译《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公开宣扬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二是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这世道还有王法吗?我要亲手动笔帮蔡元培治治他,因为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

  众教授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哄笑。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刚跨出门,闻声又返回来瞪大眼睛说:

  “我老辜说话从来算数,我现在就赶回去做文章。因为蔡元培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师培正与黄侃在家谈经学,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了。他望着满地的药罐,哀叹自己天不假年,真快沦落到穷经皓首的境地了。他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询于黄侃。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这些天已完全以弟子自居,所以想笑也不敢笑。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员里,如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辜鸿铭应是第二。在他看来,这位国学大师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规矩,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而辜的字也是随意缺笔少点,正与刘的妄加速笔有异曲同工之妙。黄侃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大实话:

  “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正在这时,何震面色惊慌地送来了几天的《公言报》,里面正好有林琴南和蔡元培的长信。刘师培一看林琴南将自己和黄侃说成《国故》月刊的总后台,北大旧派的总代表,不禁大惊失色。而蔡却在回信中为自己解脱,说他从不在课堂上讲复辟之事,又觉得无地自容。这如何是好呢?他急得虚火攻心,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按黄侃的性格,本来是要帮林琴南叫骂一顿的。但见师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起来,又惟恐他急坏了身子,忙好声劝慰道:

  “既然刘师不愿抛头露面,那就给报馆写个声明得了。”

  “对!对!写个声明,我马上写。”刘师培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进了书房,给《公言报》写了封声明函:

  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想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病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

  当林琴南在寓所捧读登载蔡氏长信的报纸时,张厚载原以为他会暴跳如雷,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旁侍候。没想到老先生看了却喟然长叹,先自己泄了元气。

  他闭目沉思良久,觉得心头之气已消去大半。一是对方很给自己面子,开口我公,闭口我公,晓之以理,动之于情,真是谦谦有圣贤之仪也。二是对方尽管站在新派一边,但答辩却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从无半点胡搅乱缠的学霸气。而且,就是在答辩的同时,仍不忘旧谊,又主动来函请他和梁任公、章太炎一起为明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真是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了。

  林琴南终于长吁了一声,打算开始收兵了。

  “蔡公不愧为仁义之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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