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 上页 下页


  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了。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了。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了。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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