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 上页 下页


  “先借他们玩几天,我会设法拿回来的。”

  这位身材短小,留两撇细胡的“桃园渔父”果然不负众望。先是在国会中提倡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架空袁氏权力。又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了同盟会,重建国民党。在上层四处游说,将许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要人拉入党内,使新组建的国民党很快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如今,将星纷纷陨落,幸存者的担子陡然加重。

  关于这次北上,多数的朋友劝他不去就职。广西马君武尤其反对,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民国以来不知换了几任校长?如今胡仁源又当不下去了。你去了如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也有少数朋友却说,正因为它的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了,也算尽了心意。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来到中山先生的寓所。

  客厅的落地窗外,飘来几片落叶,触动了他俩的愁思。以往与中山先生会晤,都是陈其美安排的。这位在上海租界和帮会势力中游刃有余,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始终不忘他在邹容纪念塔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那还是十年前的旧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闷的夏日。他和蒋维乔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先在四马路工部局巡捕房接出了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当夜送他登上赴日本的邮船。又于四日后清晨,率中国教育会和中国公学的三十余名学生,在南市大码头乘船前往一个名华径的小镇。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那天在邹容墓前却声泪俱下,格外激动。陈其美说他就是被那次特别警策的演说感动了,才毅然回湖州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如果说宋教仁和黄兴在党务和军事问题上与孙先生还偶有龃龉的话,那么这位在光复沪杭之役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首任上海都督,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却始终是追随先生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个下午,孙先生眼看着辛亥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联想以前对袁氏的种种幻想,心有隐痛,也就弥足珍惜地向他讲述起当年陈在争夺都督一职时的胆魄和理智。

  这真是民国史上一场罕见的较量,光复上海的有功之臣为了都督这个头衔争执不休,都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一方是商团代表和起义军官,坚持说陈其美一进制造局就被拘禁了,仗是靠李英石指挥打胜的。另一方的同盟会党人却非推陈当都督不可。还亏得陈其美事先有安排,紧要关头靠刘福标高举手榴弹,大吼一声:“谁再敢反对大家同归于尽。”才勉强定局。如今,这位一生组织过无数暗杀,为革命党创建了稳固的上海根据地的杰出首领,终于在不久前神秘地消失了,如落叶随风远去。窗外下起迷濛的细雨,去年刚与孙先生结为伉俪的宋庆龄端上了茶水,又悄然离去。只见孙先生喟然长叹道:“天地不仁呵,灭我良士。”他是知道两人关系的,几个月前陈其美残遭暗杀后,孙先生曾在吊视时抚尸大恸,哀容令人心碎。

  那天的夜雨下得天地透凉,孙先生沉湎于往事,如一座雕像,很久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他仔细地听明了自己来意,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用他惯有的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

  “北京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虽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在内阁和各省中,仍是旧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的天下。段祺瑞也马上就会组织反扑。所以从长远看,北方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去造就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人类大同社会才有的自由空气。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需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这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他从孙先生脸上那略显威仪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慑人魂魄的浩然之气。他崇敬先生不光是他的坚毅,更是他的精神。先生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大英雄,是那种横空出世般敢于孤军作战的大主角。每次见到先生,整个精神就会一下强健和自信起来。

  临行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还发表了一位昔日朋友的诗,鼓励他北上就职。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九时光景,房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位先生。他的眼一亮,只见前面那位长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嘴唇宽而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只沉沉地朝他一瞥,就叫嚷起来。

  “啊呀!是蔡先生吧?多年不见,失礼得很,快请进。”

  “您是……仲甫先生?”

  他感到有点纳闷,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呢?他要找的这位客人是安徽人,原名乾生,字仲甫,现已改名独秀。这位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虽小自己十二岁,却在辛亥革命前后组建过岳王会,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党人。听说现正在上海主持一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办得很有起色。

  陈独秀真是个直性子,一把他请进门,未等寒暄先顾自开了口。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吗?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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