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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宦官地位卑下,因此对人事问题特别敏锐。赵高接到此一指令,衡量自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后大为不安,并且考虑自己的未来,自然非常不希望扶苏出头。

  由于始皇死得仓促,除了少数亲信,不会有人知道其死讯,更不会有人知道有关扶苏的指令,因此他决心冒险趁机夺权,但至少仍必须获得胡亥和李斯的合作。

  胡亥个性软弱、温和而无主见,虽然不忍心违抗父命,但在赵高软硬兼施的说服下,首先答应合作。

  早年得始皇破格提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本身既以法家自持,自然不愿违反始皇遗命。但聪明的赵高以利害游说之,他指出,如果扶苏掌权,蒙恬和本土派领袖必受重用,他们都强烈反对李斯的中央集权政策,到时候,李斯不但权位尽失,可能连性命都难保。这一招正好击中李斯一向好疑又缺乏安全感的个性,只好在万般无奈下,答应和赵高合作。

  §假造诏书,扶苏蒙恬身皆死

  首先由李斯伪造始皇遗书,拥立少子胡亥登基,并暂时隐瞒始皇死讯,火速赶回咸阳。由于7月间天气日益炎热,尸体容易发臭,李斯乃下令车载一石鲍鱼,以混乱尸体的腐臭味外溢。等到巡幸队伍由新建驰道直入咸阳后,才发表丧事,并由胡亥袭位,承续大统,是为二世皇帝。9月葬始皇于骊山陵。

  对李斯和赵高而言,最令他们担心的是驻守北方的扶苏和蒙恬的庞大北征军。如果依始皇遗命,让扶苏入咸阳为皇帝,以扶苏的刚勇和果敢,外籍政团力量必被彻底铲除。因此在沙丘密谋时,李斯便决定在公布始皇死讯前,先阴谋杀害扶苏及蒙恬。

  但扶苏声望颇高,蒙恬又统有秦帝国最庞大军团,要击败他们是非常困难而危险的。因此李斯决定利用赵高手中的玉玺和始皇随身佩剑。他首先选择最为可靠的禁卫军领袖为特使,并配属大量禁卫军团,带着伪造的始皇敕令,急速直扑北方军的大本营。

  禁卫军团首先以突击方式,收缴了蒙恬的军权,又假传始皇命令,将北方军指挥权交付本土派军团领袖王离,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苏,并出示伪造敕令及始皇佩剑,赐死扶苏和蒙恬。

  始皇父子不和虽是公开的秘密,但刚愎暴躁的始皇从未有残害大臣的记录,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传闻,然而在东巡途中,无任何事前迹象,便突然赐死长子和北征军统帅,岂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断,扶苏和蒙恬怎会只为一把佩剑及一张未经证实的君令便急于寻死?

  策划此阴谋的李斯想必早顾及此,所以与其说是派使者去赐死扶苏,不如视为外籍政团派利用禁卫军,对北征军团作了一次策划周密的不流血突击战。北方军团虽号称30万众,但他们必须防卫数千里之边疆,势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营的军力其实不多。李斯派遣的禁卫军团同属友军,事前也没有任何不利风声,蒙恬自然不会预作防备,因此禁卫军很快便控制住大本营的军队,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蒙恬极力反对扶苏自杀,主张应要求晋见始皇,但扶苏认为大势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况有始皇佩剑为证,遂自杀。蒙恬仍坚持亲见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军团不满而生变,只好将蒙恬暂时监禁于阳周的军事监狱中,并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军权。蒙恬自然是永远也见不得始皇,日后即在胡亥令下,吞药自杀于狱中。

  蒙恬的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骛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求发展,由于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齐地,因而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加上蒙骛颇富军事才能,在征韩、伐赵、攻魏战争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骛子蒙武,曾参与王翦伐楚的征战,当时击杀楚军统帅项燕的便是蒙武的军队,使蒙氏在秦国军团中声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时已统领秦帝国最大的北征军团,并负责指挥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

  蒙恬文武双全,曾著有狱典文学,因此深得始皇重用。但蒙恬虽统大军,却非本土派的军事领袖,李斯便是利用这种矛盾,首先将北征军指挥权交给真正本土派的王离,使本土派军事将领在沙丘事件中保持中立。至于扶苏自杀,自有始皇亲笔指令,也与他们无关。沙丘事件起始,李斯原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但他充分利用掌权的方便,配合赵高及胡亥的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败强大的政敌扶苏和蒙恬。

  §赵高擅权,动摇大秦帝国最后根基

  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时,虽已21岁,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虽有伪造之指令,也无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况扶苏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满李斯及赵高集团,使原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更因而处于政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

  胡亥原本无心政治,更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的威胁利诱,他必也无心于夺权。因此即位后,他便派赵高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托给赵高,甚至连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见。

  赵高虽然聪明干练,但长期居于内宫为宦官,对外面的情势了解太少,对秦帝国的内忧外患,除了在处理始皇之公文时略有所知外,也很难真正掌握。因此他关心的不是解决国家的各种危机,而是如何与众公子和重臣们夺权,如何拥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权势和威风。

  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赵高便主张举办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动,规模几乎和始皇最后一次巡幸一样庞大,同时也举办各种刻石及歌功颂德的祭典。但由于胡亥即位不久,内部便因争权的暗流太多而呈现皇权不稳现象,也频频动用大军及国库费用在扩建宫殿和埋葬始皇的骊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很惊人。

  宰相李斯大为担忧,乃联名右相冯去疾上书,劝导胡亥努力稳定内部,以集结国家力量。

  但胡亥以为李斯故意批评他,便和赵高为谋道:“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也深为大臣之不服而苦恼,因此建议胡亥以强硬态度对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权。

  “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

  赵高并主张摒弃目前的当权阶层,大量起用新人,以巩固新的权力体系。

  “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统一政策的推行已经困难重重,赵高的夺权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统完全摧毁,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他接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连近侍的小孩都不放过,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使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自杀;所有秦皇室宗族及本土派军团领袖大为恐慌,纷纷逃离咸阳。不少军团因而解散,相关部属士兵因领导者涉嫌叛乱,全部连坐为罪犯,并被派往骊山陵做苦工。商鞅变法以来努力建立的国有化武装部队,也在这次夺权行动中完全崩溃,据说被流放到骊山陵的便有70余万人。

  赵高认为夺权行动已成功,为节省公帑,乃大幅度缩减秦始皇的禁卫军团,其主要工作只成了陪伴胡亥和赵高,令教射狗马禽射之游戏而已,战斗意志和士气均大为消沉。其他的部队除防守各地方安全者外,全部调为监督全国各地驰道、宫殿工程,以及运送粮食的后勤部队。至此,维系摇摇欲坠秦帝国的最后栋梁——官僚体系和武装部队也完全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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