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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始皇喜欢以刑杀为威,天下人因为害怕犯罪,更想保持禄位,根本不敢真正尽忠。他从未听过批评,所以日益骄傲,下面的人只好以欺瞒掩饰来取得皇上欢心……天下事大小均取决于上,皇上每天处理公事以石(120公斤)计算,日夜不得休息,贪图权势如此,是不可能帮助他求得仙药的……”

  这虽仅是卢生逃避责任的借口,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到了晚年,由于受卢生等方士的影响,变得非常孤独;加上工作量庞大,日夜不得休息,更使他成了紧张而神经质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会作出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已很难预料的了。

  卢生这段话,自然很快在儒生及方士间传开,很多人更表示,连最亲密的战友卢生都跑了,始皇帝的确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当这话传入秦始皇耳朵时,他暴怒了,立刻下达命令:“前些日子我下令搜集诸子百家书籍,不中用的全烧毁,又召集如此多的文学方术之士到此,主要想让天下能兴盛而太平啊!如今韩终率领求仙者不知去向,徐市更耗费国家巨万钱财而毫无消息……卢生等人我是何等地礼遇他们,现在却这样的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立刻去追查咸阳城内的儒生,哪个和卢生有来往、口出狂言、扰乱民生的,马上查办。”

  从这段命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始皇悔恨、痛心又无奈的心境,身为当代最高权力者,竟陷入如此困境,内心的苦痛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因此,始皇派遣御史审问在咸阳的诸儒生,儒生在害怕下,相互密告,总共牵引出460余位和卢生有关系之党徒。始皇下令全部活埋坑杀,罪刑较轻者发谪徙边,这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惨剧——坑儒事件。

  焚书是出于李斯的建议,目的在进行思想统制;坑儒则是由秦始皇自己发动的,原因是向欺骗他的方士报复。

  由于秦始皇这时已处在相当不正常的情绪下,因此没有人敢表示任何意见。只有始皇的长子扶苏,基于人道立场,向始皇规劝道:“天下初定,远方百姓的向心力尚且不够,诸生都是口诵孔子的门徒,吾皇降以重罪,恐怕会使齐、楚间的百姓更为不安呢!希望皇上明察。”

  尚在暴怒中的秦始皇自然无法接受扶苏不断的进谏,为了避免在眼前看了生气,他下令扶苏到边疆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

  扶苏的个性很像年轻时代的秦王政,心胸则更开朗些,因此颇得本土派领袖之喜爱,秦始皇对他也相当信任。由于此事件,又失去惟一可以相信的儿子,使秦始皇更陷入严重的孤独和挫折中,两年不到,便猝死于东巡的半途中了。

  §始皇遽逝,赵高李斯联手夺权

  始皇36年,即坑儒事件的第二年,齐地东部便传出天上掉下陨石,刻有“始皇死而天下分”之谶语。这可能是始皇的健康已严重恶化,被地方的反对派势力探知后,制造出来的谣言。同年秋天,在华山山麓附近的平舒大道上,也出现一块刻有“今年,祖龙将死”文字的玉壁。秦始皇的健康情形,已成了大家公开讨论的问题,全国各地反对力量的间谍,已将此作为制造不安谣言的题材了。

  始皇37年,为平抚东方和东南方日益不稳的危机,并向全民显示皇上身体健康,秦始皇决定作即位来最长途的巡幸。其实始皇的健康已相当恶化,长年的辛劳和紧张,使他身心均面临崩溃,虽然重臣一再劝阻,始皇仍坚持启程,为帝国的安定作最后的努力。

  这次巡幸主要在有效解决各地方问题,因此实际负责政务规划和推动的左丞相李斯也跟随出巡,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以维护帝国大本营的安全。此外,为解除旅途寂寥,幼子胡亥也跟随在侧。这次出巡带有大批官僚人员,加上医疗人员、侍从宦官、祭祀及观测天象的方士,护卫军团更不在少数,巡幸的阵容空前庞大。

  队伍在寒冷的11月动身,由咸阳直奔湖北云梦、安徽的海渚,到达江苏的丹阳(南京市),井深入浙江的钱塘和会稽。阴湿、寒冷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更是折损始皇的健康。但因为江东地区反对力量甚大,始皇不得不在这里多花点心血。但这份努力成效似乎不大,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楚人项梁、项羽立刻在此起兵叛乱,并因而带动了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巡幸的队伍由浙江再北上江苏,进入山东省的齐地时,已到了隔年春末夏初的季节。这时候秦始皇的身体已相当衰弱了。《史记》记载:“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眼见始皇身体恢复已无希望,巡幸的队伍便准备尽速返回咸阳,然而却在这个时候,始皇病情急速恶化,在进入河北省沙丘地区时,便在相当紧急下去世了。

  据说始皇在觉悟自己将死时,曾留下遗言,下令被派往北方监军的扶苏,立刻将军务委托蒙恬,返回咸阳主持丧事。换言之,秦始皇已指令扶苏为继承人。

  晚年的秦始皇对李斯等外籍政团已相当不信任,除了政策推动上的失败外,李斯过分排除异己,权力欲过重,和近两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都带给始皇身心极大压力。他似乎领悟到,只有长子扶苏继承大统,才可能矫正这些错误。

  扶苏的个性颇像年轻时代的秦始皇,倔强、果敢、开朗又富宽容心,因此很得本土派军团领袖支持。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重用外籍政团,逐渐疏远替他夺权的本土派领袖,加上统一政策推动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始皇父子间意见常有矛盾;尤其是为了焚书及坑儒事件,更形成两人台面上的争执。因此始皇一气之下,将扶苏派往北方边疆,便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点惩罚。

  但扶苏到底仍是最可靠的继位人选,即使在病情严重时,孤独的秦始皇,脑子中惟一信得过的仍是扶苏。由于扶苏是现行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因此始皇并未将这件事和李斯商量,临终前,只得将遗言书状、军队调动令及玉玺,交给随侍在侧的宦官赵高。指示扶苏直接回咸阳主持丧事,无疑是秦始皇也同意现行政策必须作重大改革。

  赵高虽是宦官,但他的先祖属赵国王室之亲戚,因此和秦王室也有亲属关系。不过赵高家族一支早已衰颓,家中甚贫,因此其兄弟多人皆为宦官,身份不高。但赵高自幼企图心甚强,思考力敏捷,学问渊博又深通狱法,秦王政时代便以能力卓越而被破格提拔为中车府令,并出任始皇幼子胡亥之老师,教胡亥学习法令制度。

  但不久赵高牵连到重大罪刑,由蒙恬之弟蒙毅负责审理,被判处死刑。幸始皇怜赵高忠诚,工作又认真,特下令赦免,并复其官职,但赵高和蒙氏兄弟因而结怨。

  始皇晚年,接受卢生建议,刻意隐密自己言行,因此赵高成了他和外界最重要的联系桥梁,甚至和李斯间的沟通,除非重大事情,否则都由赵高代劳,使得赵高权势暴涨,也逐渐培养他的政治野心。

  大权在握的始皇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赵高和蒙氏兄弟间的交恶,更不认为胡亥对扶苏有任何威胁,而将此重要事件循惯例交由赵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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