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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崔可夫在1964年和1965年写的几篇文章中断言,只要客观地估计一下波美拉尼亚的敌军实力,那么就可确信,敌人对柏林方向苏军的任何威胁,都完全可以由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部队予以消除。

  朱可夫反驳道:“实际情况却驳倒了这一论断。”此外,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兵力十分不足,无法粉碎东渡美拉尼亚的德军。2月10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开始进攻,十天后只推进了三四十英里。与此同时,敌人却在施塔尔加德以南地域实施了反突击,迫使苏军后退,敌人向南推进了五到七英里。

  最高统帅部对于东波美拉尼亚的德军部队不断增强(这时总数已达四十个师)感到不安,决定动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两个方面军的联合作战行动直到3月底才结束。朱可夫说。“这是多么艰苦的一仗。”

  崔可夫估计,在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能够派出人至十个集团包其中包括三至四个坦克集团军,对柏林实施进攻。朱可夫不同意这种说法。2月初,在白俄罗斯第1方商军的八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中,留在柏林方向的只有四个不完整的集团军(即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家8集团军、以及第33和第69集团军)。有两个军(分别从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69集团军抽调的)正在波兹南地区作战,而方面军的其他兵力不得不转向东渡美拉尼亚方面以对付来自这个方向的威胁。另一方面,乌克兰第丑方面军在2月8日至24日期间,正在布雷斯劳西北地区发动攻势,它的主力(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和第2空军集团军)都参加了这一战役。德军也向该处调集了大批援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进攻十七天之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推进了六十二英里,前出到尼斯河,但强渡该河的企图未能实现,因而苏军在该河东岸转入了防御。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苏军在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过程中曾遭受重大伤亡。2月1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各步兵师乎均人数为五千五百人左右,而近卫第8集团军各步兵师的人数则在三千八百至四千八百人之间。朱可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有七百四十辆坦克,或者说每个装甲族平均大约四十辆,但其中的许多装甲旅却只有十五到二十辆坦克。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因此,1945年2月,不管是科涅夫的方面军。还是朱可夫的方面军都不能向柏林实施最后的进攻。“夸大自己一方部队的能力和低估敌人的兵力与能力同样都是危险的。”朱可夫写道,“这就是战争给予我们的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不可忽视的。”

  他进一步指出,后勤方面的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进攻的二十天时间里,部队向前推进了三百多英里,而后勤供应自然落在后面。苏军部队急需作战物资,特别是燃料不足。同样地,航空兵也未能向前转移基地以支援前线的战斗。

  朱可夫说,崔可夫没有分析在这种条件下后勤工作的整个复杂性,而是求助于一系列假设条件:“倘若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能够组织供应必要数量的弹药、燃料和给养;倘若航空兵能向前转移到奥得河附近的机场上;倘若舟桥部队能保证使部队渡过奥得河,则我军的四个方面军就能在2月初展开对柏林的进攻。”

  朱可夫指出:“在讨论如此重大问题时使用这么多用‘倘若’,即使对回忆录作者来说,也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崔可夫所承认的下述事实,即供应紊乱,航空兵和舟桥部队掉在后面,就足以说明,在这种条件下要对柏林实行进攻,纯粹是冒险。”

  德军对朱可夫的进攻作出了何种反应呢?2月初,古德里安上将曾经强烈要求希特勒推迟在匈牙利发动进攻的计划,而是从巴尔干半岛各国、意大利、挪威,特别是从库尔兰调集兵力,突击已经在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之间前出到奥得河的苏军先头部队。古德里安写道,苏军先头部队的两翼仍很薄弱,可以从南面的格沃古夫和古本一线和从北面的皮日利策和阿尔恩斯瓦尔德一线发动突击。他希望这样一次突击将会增强对柏林和德国内地的防御,并能赢得时间与同盟国进行停战谈判。

  希特勒听完古德里安的建议以后,拒绝了这个建议。古德里安坚持己见,他说:“我说我一再建议撤出库尔兰并不是因为我顽固不化,你应该相信我。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积聚预备队,而没有预备队,我们就不能期望保卫首都。我向你保证,我完全是从德国的利益出发才这样做的。”

  古德里安的话音刚落,希特勒气得身子发抖,跳起来大声吼叫道:“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难道你不认为我是在为德国而战吗?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为德国长期奋斗的一生。”他继续严厉训斥古德里安,直到他的怒气平息下来,戈林才把古德里安从房里领走。

  当“元首”再次把古德里安召回会议室,古德里安又开始争辩起来,而这只能使希特勒再一次大发脾气。他站在古德里安面前,摇晃着拳头,直到古德里安的参谋长把这位将军拽走,“免得我挨一顿揍”

  尽管赖因哈特·格伦的东线外国军队情报处估计苏军每天能使其在奥得河上的兵力增加约四个师,但古德里安却未能得到库尔兰的部队。“因此,倘若要使我们的突击取得效果的话,”古德里安确信,“就必须在更多的俄国军队到达和他们发觉我们的意图之前,以闪电般的速度发起突击。”

  几天后,即在2月13日,在帝国办公厅举行第二次会议,希特勒再一次大发雷霆之后,终于同意必须对苏军实施突击,但没有向古德里安提供他所需要的预备队。进攻于2月16日开始,头一两天取得了良好进展。然而,对于德军来说,不幸的是,负责指挥这次突击的瓦尔特·文克将军傍晚向希特勒汇报后返回部队途中,因发生车祸而受了重伤。失去了他的领导,突击停顿下来,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它的势头。①

  ①古德里安著《装甲部队领导人》,第411页—第415页。——原书注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崔可夫描述了2月4日在第69集团军司令部开会讨论进攻柏林的计划的情形。崔可夫提到,在讨论过程中,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当斯大林得知会议正在讨论进攻柏林的计划时,斯大林要求与会者停止上述讨论,而是着手拟定粉碎波美拉尼亚德军的计划。崔可夫还说,朱可夫对此感到意外。

  据朱可夫说,他这位从前的部下任意歪曲历史事实已非首次。朱可夫引用国防部官方档案说,根本没有召开过这样一次会议,因而也不可能有在电话里与斯大林谈话这样的事。朱可夫说,2月4日到5日,他在第61集团军司令部,当时这个集团军正准备对波美拉尼亚的德军集团作战。是崔可夫故意歪曲史实,还是他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弄混了呢?是朱可夫的说法正确,还是他想进一步使作为战史学家的崔可夫信誉扫地而把问题弄得含糊不情呢?由于可以得到的证据有限,不可能作出确定的结论。

  对苏军柏林战役的这一阶段,结合历史来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就能看出,朱可夫关于推迟向柏林突击的理由无疑是有根据的。《苏军东波美拉尼亚战役》一书恰好是在朱可夫失宠时期出版的。作者扎维亚洛夫和卡利亚金断言,在向柏林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突击以前,“必须首先粉碎从北面威胁柏林方向苏军的东波美拉尼亚的敌军集团,同时,彻底破坏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企图阻止我军向柏林方向突击的计划。除此以外,还必须消灭被孤立在东普鲁士的敌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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