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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时代也是于古典悲剧有利的。高乃伊和拉辛依靠一个杰出的女伶,拉仙尔小姐的才艺,恢复了旧日的地位。正在《庇尔格拉夫》排练之中,一个青年从外省来到巴黎,囊中带着一篇悲剧。它有两点迎合时代的特征:第一是篇悲剧,第二是以民主义义为题材。故事是旦尔庚王族的被逐,和罗马共和国的成立。巴黎人士立刻占有了这篇剧本和它的作者。《吕克雷斯》在全巴黎的沙龙里公开朗诵,到处受到欢迎。人们已经有了拉仙尔小姐,而今又来了贲莎、悲剧到了完全光复的时候,路易十四也复活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共和国的名义之下产生的。

  观众也不知不觉被吸引过去。二十五年以来,他们老听见一个人的名字,有些生厌;一旦换了新人,颇觉快意。

  爱多华·纪埃里,当时任《传信者》文艺栏主编——此报久已停出,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亚立斯蒂特》,论述其事,说,巴黎和古时的雅典一般,放逐了久享盛名的英雄,立论甚是精当。

  雨果成了过时的角色,贲莎才是时代的骄子。先前新剧的演员也都投降了悲剧。巴加奇和陀梵尔夫人在《吕克雷斯》里担任了主要的角色。

  再则,《庇尔格拉夫》也实在难演。剧中那些史诗式的人物,超过了寻常标准,非有特出的演员不能演。濮梵莱扮演夏伯,乔福罗扮演渥贝尔,李齐埃扮演巴尔勃鲁斯,各人发挥才力,尽心表演。德囊小姐扮演莱洁娜也极为动人。无奈剧中人的气度过大,无人承当得住。拉仙尔小姐在审查委员会(全体男女艺员都出席了)朗读剧本的时候,表示非常钦佩,但是没有要求担任贡禹马拉,雨果也没有请她担任。拉仙尔小姐正年青,不怕面上划几条皱纹。雨果曾请乔尔治小姐扮演这个角色,是乔尔治小姐自己向作者要求的。如果由她演,倒是个绝似的贡禹马拉;但是演员中反对甚力。雨果改请陀梵尔夫人,陀梵尔夫人记起上次所受的怨气,要求先作社员才肯参加,院方拒绝了陀梵尔夫人而接受了梅林格夫人,梅林格夫人演这一角也很不坏。

  第一场演出,成功了,但场面很冷。从第二场起,观众就表示反对情绪。嘘声和笑声,虽不及《爱尔那尼》,但每晚都扰乱了场面。争吵和冲突都有。演员和院方却勇敢地尽心地支持剧本,直到最后一天。

  报上的评论大半是反对的。只有爱多华· 纪埃里一人出力地拥护它。戈蒂耶在《出版报》上写了两篇热烈颂扬的文字。

  《庇尔格拉夫》之后,雨果离开了戏院,虽然他手头还有一篇近乎完成的剧稿《双生子》,是一八三八年写的。他觉得将自己的思想拿出来,受这类无谓而不负责任的毁辱,十五年来怨仇不解,甚是不值。况且,从今以后,雨果上了政治论坛,没有再乞灵于戏台的必要。

  第六十六章 法兰西学院

  到此我已经叙完了维克多·雨果先生的纯粹的文艺生活,或者更正确地说,专业的文艺生活。 因为,读者已经明白,他从小时起,便搞着政治。他在《玛丽恩·德·洛尔姆》的“序言”里说,他“在十六岁的时候,便被政治斗争卷入了文艺世界”。从他最初的短歌起,所有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和政治有关;其中看来是最超然,为艺术所独占的一种,《东方集》,也是发于时事,为希腊独立而斗争的作品。

  他一向反对自我主义的艺术。有人责备他一心注意政争而忽略了自然景色,如流水、树木、星,他说(一八三九年四月):

  我喜爱你,啊,神圣的自然,
  我愿全心投入人的怀抱;
  但是,在这多故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应为他尽力。
  ……
  上帝的意志,在不同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工作,每一个人都尽力。
  如果有人扔下他的兄弟们,说:
  我要回沙漠去,就该遭殃。
  如果有人眼看人民在怨恨和惊险中
  颠簸不安而抬起脚来走掉,就该遭殃。
  让我们耻笑有思想的人,如果他犯自由主义,
  离开大众,成为无捭于人的歌手。

  不久以后,雨果感觉文艺的功效间接而缓慢,难以令人满足,而要求在这种功效上边加入政治的直接行动,以演说家结合文学家。

  他向路易·菲力浦宣誓效忠,于心无愧。他对下台的专制君主已经偿清债务而有余了。这个政权曾为禁止《玛丽恩·德·洛尔姆》愿意给他赔偿,他拒绝了;当革命胜利之后,人们为他捧场,他谢绝了;一八三〇年八月十日,正在群情奋激的时候,他曾发表前面提过的诗句:

  请让我为这已死的民族洒泪吧。
  ……

  他犹以为未足,每次发生变故,他都表明,“曾经做过我们国王的老人现在头上只剩了丝丝白发,我们说到这波旁一个名字便该格外慎重、庄敬、严肃。(《玛丽恩·德·洛尔姆》序言,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一年之后,贝利公爵夫人谋乱被人告发之后,他愤怒地攻击“一个出卖妇女的男子”:

  无耻的小人,你从灵魂里就无知,
  逃亡人无论何时都该受到尊重,
  人不能捶打喂过我们的乳房,
  你能将你侍候过的国王的媳妇,
  用作卑鄙买卖的商品,
  她虽已不是王后,还是妇女。

  当查理十世在逃亡中病死的时候,对他作最后告别的,也以《玛丽恩·德·洛尔姆》的作者的表示为最深沉:

  我,他所认识的诗人,我希望
  不用白棺收我已死国王的遗体。
  尽管群众的叫声嚷成一片,
  威严的虔心不忘怀流亡者,
  要用最洁白的冠服殓他们的尸首。
  我的哀思决不辜负它,如果
  在永恒的黑夜里,它为覆掩
  他们的棺木,向我求取一片锦绒。

  因此种种,维克多·雨果和失败的专制王朝的最后联系——在路易十八政府受到津贴这一点遗泽——早已为《玛丽恩·德·洛尔姆》的禁演抵消,再不能束缚他。他在波旁王族未失势以前,已看到另一种政治信念,现在他可以自由地追随这种信念了。

  法国有两种政治讲坛,一种是众议院,一种是参议院。众议员他不能当,当时的选取举法是为有钱人而订的,而他没有钱,《巴黎圣母院》或《秋叶集》都抵不了土地,或者房产。如果你有一个有钱的朋友,钻空子的办法是有的,他把房产放在你的名下。但是即使雨果找到这样的朋友,一般选举人对于文学家是不十分钦佩的。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作家都是空想家,写些文章供他们消遣,倒还可以;倘使碰到一位思想家,而尤其是一位诗人的时候,可以断言,他准缺乏常识,办不了正经事务。我至今还不明白,由于怎样的误会,拉马丁先生当选了众议员;但是,总之,一位诗人已觉太多,两位诗人是断乎要不得的。

  此外只剩参议院一条路子。但是想当参议院,必须名字列在某几种名位之内,然后由国王加以选择。其中又只有一种是雨果进身的道路:法兰西学院。一八三六年,他申请入院,法兰西学院没有选他,而选了杜伯狄先生。一八三九年雨果一次申请,学院选了莫莱先生。一八四〇年,三次申请,学院选了弗路隆。一八四一年,雨果四次申请,这才敲开了法兰西学院的大门。

  从此,他一只脚已踏在政治讲坛的边缘,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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