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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报界立即作出反应,试图对他拒绝的原因作出解释:有的人说萨特很生气,因为加缪是在他之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论写作实力加缪是不能相比的,有的人说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西蒙娜·波伏娃嫉妒了。和往常一样,对萨特的任何攻击总会涉及到波伏娃。尤其是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称萨特是“积习已久的毁谤者”,是“一贯亵渎神圣事情的人”,他到处散布最有害的思想和最恶毒的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则是通过一个公认的腐蚀者滥施给年轻人的”。

  马塞尔的结论是:“这个被获奖者资格评定委员会捧上天的人乃是西方的掘墓人。”

  由于萨特的拒绝,而引起很多丑闻。他不得不在10月的《费加洛》杂志上,做了公开声明,表示他对因拒绝诺贝尔奖而业已引起的丑闻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写信给瑞典学院,不要选他为得奖人;但他并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别说明他拒绝不是出于对瑞典学院的轻视,而是基于其个人和客观的理由。

  在个人理由方面,萨特先生指出,由于他对作家职责的观念,他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衔,因此他这次的拒绝不是没有先例的。他同样拒绝过“荣誉勋章”,不肯进入“法兰西院”;假若列宁奖要颁给他,他也同样会拒绝。他说作家接受这类的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的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毕竟是重要的。

  在客观理由方面,萨特先生提到,他相信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涉入下进行。再者,由于他认为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地区、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他觉得,如果他接受该奖,将会受到他不愿意听到的,不恰当的解释和议论。

  萨特在末了表示了他对瑞典学院的情谊是很有程度的。他认为这个奖的设立是文学界的一大好事。

  在宴会上,卡罗来纳研究所所长S·弗利堡发表了如下谈话:

  “萨特先生认为他不能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关于这个奖,历来议论甚多,人人都认为自己有判断它的能力,或者,若是自己所不了解的,就对它做批评。

  “但我相信它今年做的选择可获得极大的了解。

  改善世界,是每一代人的梦想,诗人与科学家尤其如此。这也是诺贝尔的梦想。这也是衡量科学家重要性的一个尺度。而萨特的灵感之渊源与力量也是由此而来。作为作家与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一个中心人物——受赞誉,受争论,受批评。

  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内在,由深沉的、严肃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读者,以致世界。他的哲学思想被年轻人奉为一种解放而欢呼。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们可以用这种意义来做了解:人所期望达到的快乐,是由他愿不愿意站稳脚跟来决定的:各人依照自己的秉赋站稳脚跟,并接受因之而来的后果。诺贝尔的同代人拉尔夫爱默生的名言说:‘除了自己心智的里外合了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是根本神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便是这种哲学更严正的注解。

  “人类生活的品质并不仅以外界的条件为准,也以人的幸福为准。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讲求标准化,而且社会组织复杂;对个人生活意义的觉察容易消失,但无疑已经钝化;在今日,犹如在诺贝尔时,高攀理论,实属迫切之事。”

  最终,萨特在大众的面前,在真理面前接受了这个不得不接受的诺贝尔文学奖,萨特的名字从此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史上。得奖评语:“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长远的影响。”

  据说,由于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瑞典学院不得不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唯一的没有举行颁奖仪式的获奖得主。当然,这位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受之无愧的。

  1965年7月,萨特来到苏联。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人们重新发表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并出版了阿赫玛托娃的诗以及爱伦堡的一部分回忆录。爱伦堡曾经邀请萨特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代表大会,并暗示他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写了一封信,为布罗茨基说情。没过多久,布罗茨基就被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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