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08)

一〇八

　　我们很多后座议员患要早日举行不信任投票，但最初影子内阁没有开火。原因之一是我们需要反对放权的工党议员支持我们，以确有把握地在议会通过废除放权法的命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太信任政府。而且，与以前的场合不同，那时只是有可能通过在下院投票使政府下台，现在，除非我们确有把握获胜，否则我们非常不愿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在困难时期，如果政府获胜，它就得到加强。3月21日当我们在影子内阁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决定，除非苏格兰民族党、自由党，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就不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作走向执政的交易，是没有问题的。

　　3月22日星期四，首相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使放权问题拖而不决并把苏格兰民族主义党争取过去。他在议会发表声明，提出放权问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当天晚上他又作了首相广播讲话。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取胜机会，当苏格兰民族主义党和自由党看来将要表示支持我们的不信任动议时，尽管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还没有这种表示，我同意提出这一动议、结果在下午7点前我们提出了不信任动议案。保守党的督导们现在全力以赴，说服少数党注意使他们的处于犹豫状态的议员到时投我方的票。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保证保守党议员全体出席投票。幸运的是，没有人害重病，”尽管其中一位议员的车子在公路上翻了车，另一位议员的夫人前一天去世，但仍坚持前来投我们的票。

　　令人可笑的是，那天晚上最为难办的是威斯敏斯特的饮食业职工罢工。即使督导员的要命威胁，也无法阻挡保守党议员溜出去到他们的俱乐部或萨伏依旅馆吃点东西。威利·怀特洛和我在督导员的办公室与汉弗莱·阿特金斯以及他的同事们，一起吃了斯潘塞·勒·马钱特和托尼·贝里从福特纳姆店买来的两大盒食品。但我的胃口调动不起来。辩论的开场发言已经过去，我感到就讲演技术来说，谁都没有取胜，这与我的预料差不多。坐在我们临时搭起的晚饭桌旁，威利、汉弗莱和我知道，结果将是非常接近，很难断定成败，而这次投票结果又是利系千钧。也许他们真地是那么想的，也许他们不想使我精神高昂，以免因微弱少数而失败时遭受打击。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政府这次还能蒙混过关。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听取结束发言。迈克尔·富特代表政府一方的发言，可谓众议院有才华的讲演家的杰出发言之一。但是，要说服捉摸不定的议员，仅仅靠言词是不够的；结局全看议员们的决断了。

　　我们在一片叫喊和混乱中开始走出会议厅进入走廊。投完票后，我回到我的位子，坐在威利、弗朗西斯和汉弗莱旁。等待着得知我们的命运。汉弗莱想设法使我早一点得知投票结果。他让高级督导员之一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迅速走过我们的走廊，站在走廊的另一端出口。由于某种原因，保守党议员总是比工党议员更快地通过走廊，即使他们不是处于少数时也是如此。我们刚刚走过走廊，约翰·斯特拉德林就会得到我们的得票数信息，而他同时还在听着另一条（政府）走廊的数票数。他们一结束数票，他就会知道我们是获胜了还是失败了。如果我们没有获胜，他就回来，站在议长的座椅的旁边。如果我们获胜了，他将竖起一个手指，这样汉弗莱就可把这一消息告诉我。这个秘密通讯方式只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我只看见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回来，然后汉弗莱探过身子用舞台式的耳语告诉我：“我们胜了！”

　　宣布的数字证明了这个消息。“赞成票311，反对票310。”这样，我最终获得了机会，我唯一的机会，我一定用两只手抓住这一机会。

　　第九节艾雷

　　两天以后，我正在我的选区参加一项活动——为了使残疾人能买到较便宜的车，一个买车组织正在为此募集基金。我将在会上讲话。但此时我的心至少有一半仍在考虑当天晚上党的竞选广播讲话。这时德利克豪走过来对我说：“我想应该告诉你，一颗炸弹在议会附近爆炸了，人们认为是在车库。至少有一人伤势严重，但不知是谁。”

　　在我们驱车去波特兰—波雷斯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室的路上，有100种可能性闪过我的心头，尽管都没想到是谁。到了录制室后，我还没有化妆，一个制片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告诉我受害人是谁。他是艾雷·尼夫。他的伤势很重。从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出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在他的车下安了一颗炸弹。

　　当他在下议院停车场开动汽车时炸弹爆炸了。看来他很难幸存，实际上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可能已经去世。听到此事后，我无论怎样也无法作广播讲话了。我给首相打电话，作了解释。我惊呆了。此后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从内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许多危险于不顾，他竟然死在一个比普通杀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

　　第十二章　抓住机遇出任首相

　　1979年，大选

　　第一节明确主题

　　前面已经讲到，我对1978年起草的竞选宣言第一稿很不满意：它篇幅太长，内容分散，满纸大笔花钱的承诺。8月份的修改稿比第一稿有所改进，但内容仍不够充实。责任当然不在执笔起草宣言的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其他几个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特别是在工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而未能制订出明确的、思路清晰的政策。

　　前面我还讲到，我如何在1979年1月决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1978年夏起到1979年3月宣布解散议会，这段时间内的大量事件，尤其是冬季大罢工，使我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政策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影子内阁中的多数人跟在国内舆论后面（不是在它前面进行引导），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具备条件，能够而且应该去剪掉工会好斗分子的翅膀了。同样——虽然我在摒弃我在政治上继承下来的这一不受欢迎的政策方面不大成动——工党工资政策的失败，使我们更有理由要求完全抛弃控制物价和收入的做法（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法定的）。总之，我非常肯定，这年冬季英国发生了巨变，我们的竞选宣言必须跟上这一形势。

　　在安格斯和克里斯着手起草以前，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

　　根据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和我们坚强有力的工会政策，我认为必须对[1978年秋季起草的]这一稿进行一次根本性修改。但有限目标优先（如为了鼓励创造财富而减税等）这个总的方针保持不变。

　　将1978年8月的宣言草稿与1979年4月发表的定稿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修改的程度和内容，这是综合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我的顾问们和我本人的意见后写成的。当然，关于工会那一段是关键。在1978年，我准备接受吉姆·普赖尔提出的几乎每一条建议，包括允诺我们将“对劳资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全面改变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相反，我们只是“谋求开创一个保持连续性和进行建设性改革的时代”，1979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承诺“使工会运动的权利与义务保持良好的平衡”。此外，我们向那种认为法律在这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观点进行了直接挑战：“工党声称，不能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善英国的劳资关系。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法律能够用于授予特权，它也能够而且应该用于规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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