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06)

一〇六

　　我焦虑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眼看着危机日益增长。如同1974年的圣诞节一样，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没有兴致像通常那样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许多事要做。我阅读了各政策小组送来的关于工会的文件，我还带来了一大包新闻摘要和感兴趣的局外人送来的信息摘要。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产业关系法教科书，回过头来又阅读议会法律原文，通读了1906年以来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收到的都是更坏的消息。我回到伦敦时下定了一条决心：在工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

　　找到一个讲话的讲台是没有困难的。圣诞节前我已经同意于1月14日星期天在“周末世界”栏目接受布赖恩·沃尔登的采访；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1月7日。新年时我口到伦敦，我与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见面，继续由他们向我吹风。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很难跟上，但在此后几周内我的手头上掌握最新事实，对我将非常有利。

　　1月3日星期三，吉姆·普赖尔插进来干预政策变革。他在电台接受罗宾·戴采访时，坚决反对罢工前举行强制性投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制的东西”），拒绝就罢工者的补贴问题进行立法，在评论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时说：“我们想悄悄地处理这一问题……，处理这类问题时息事宁人比大吵大闹要好。”戴维·豪威尔和迈克尔·赫塞尔廷问他对工会领袖的批评的看法时，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批评对工会领袖是公平的，当前他们向会员提出了好的建议，而会员经常拒绝。”

　　在周末世界”中我的调子截然不同。“任何权力都蕴含着责任，任何自由都蕴含着义务。多年来工会享有（过去也享有）巨大的权力……（而且）这正是需要辩论的问题-工会是怎样使用它们的权力的。我是一名国会议员，我进入议会不是为了使他们取得一个执照，去损害、毁坏、伤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如果我看到这类事情发生，我就必须采取行动。”

　　尽管我注意在进行充分考虑之前我们对具体措施不给予坚定的承诺，我与布赖恩·沃尔登还是历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自然这些变革比我的同事们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赖尔宣布的内容，我们将为罢工前举行的秘密投票和工会选举筹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强制执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项法律，如罢工前不举行投票，就拒绝给予社会保障。我还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业罢工。我宣布，我们将把按照短期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纳入缴税范围，而且，在“封闭式工厂”做工因参加罢工面临失业的人有权上诉。

　　次日，吉姆·普赖尔在电视台对我的采访讲话作出答复。他说，我们之间在罢工者社会保障补贴方面没有达成任何一致认识，他反对强制秘密投票。谢天谢地，其他人的反应要积极得多。我离开了队伍。人们看到我要战斗了。人们对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开始涌人我的办公室。

　　最有意义的是，我收到工党前副领袖乔治-布朗勋爵邀请我出席一次会议的请求。1月10日星期三他到我在众议院的办公室来谈，而且星期六又开车到斯科特尼进一步商谈。乔治-布朗几乎比任何现任领导人都具有更多的关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包括工会和工党的领导人。他于1976年退出工党（作为独立人士任上院议员工，他对工会的权力的敌对批评日益增多，还在报纸上发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诉我强硬左派是怎样进入英国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的工会并掌握了具有影响和权力的地位的。他说，自1906年以来的立法赋予工会的豁免权，正在被以一种新的残酷无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对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对其负责的更改。

　　我在“周末世界”发表采访讲话以及得到的强烈支持，与吉姆·卡拉汉从瓜德罗普首脑会议回来3天后的讲话反应，形成明显对照。他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出国本身对政治具有毁坏作用，加深了人们对政府在罢工面前处于瘫痪状态的印象。新闻界关于首脑会议的报道对他没有帮助，首相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阳光下，穿着都很随便，这幅景象与国内的事件形成危险的对比。但是最终的灾难还是他飞抵希思罗机场时留给新闻界的印象。尽管他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辞——“危机？什么危机？”——这个神话忠实地反映了他缩小事态的企图。他的从容不迫和干练的形象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吉姆·卡拉汉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这一错误。无疑这部分是由于横渡大西洋的飞行使他疲惫不堪。这使我吸取一个永远铭记在心的教训：长时间出国或长途旅行回国抵达后，不要发表公开言论。但是，他的失误还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确，我一直认为这是某种报应。吉姆·卡拉汉把他的整个政治事业建立在与主会领袖结盟的基础上。对他来说这一直是个取胜的公式，如果说对国家并非如此的活。现在再也无法安抚工会了，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其他政策。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明他为什么被危机压倒）在危机面前作出无能为力的反应。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布紧急状态的决定。我担任特德·希思政府内阁成员时曾经看到，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种选择是设法与工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限制纠察队的影响，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呢？1月15日议会将复会。我写信给首相，要求就产业形势发表一项完整的声明并进行辩论。我们已经在1月17日星期三党的政治广播里安排了节目，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

　　我为辩论准备的讲话也许是我在下议院露面作的最为详尽的准备了。几个月之前，我曾让别人为在不信任投票的辩论中发言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不成功，此后我下决心，重要场合的发言不再借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写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纲发言效果更好。我准备发言稿，就像是列纳税清单，估计我的财源，用色笔标出来，起草几页手写的发言提纲，在发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发言的框架。前座和后座议员同事们也来帮助我，有的提供他们选区的情况，有的从法律角度给予帮助，特别是伊恩·琅西瓦尔和利昂·布里顿。受到影响的公司发来传真，报告他们的最新消息；英国工业联合会每天送来新闻摘要；丹尼斯把每天听到的大量消息告诉我；我们大家都仔细阅读报纸。

　　我最初的想法是，从反对党的角度作一个猛力抨击，但基本上又是传统式的发言一敲打政府，要求它改变道路。但1月13-14日在斯科特尼度周末期间和星期一回到伦敦后，几个人敦促我采取另外一种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写信给我，建议如果政府准备修改立法，打破工会堡垒，我在发言中可以表示支持。罗尼·米勒和克赖斯·帕顿正在准备党的政治广播发言稿，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这有儿条原因。首先，与我的具有联合思想的同事们不同，我相信反对党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持反对态度。我们与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相信我们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是想要政府接受我们表示的合作愿望呢，还是想要政府拒绝我们的表示。在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表示合作的愿望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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