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28)

二八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困难重重。尽管保守党内的年轻成员和许多后座议员在此问题上蠢蠢欲动，但保守党上层占主流的仍然是对工会妥协、姑息的精神。因此看来我想促使有关法律的改动是很不可能的。议会督导员明确表示我将得不到党的支持。不过，那个案子本身并未了结，上直到1964年才最后裁定。在我考虑提出法案的时候上诉法院判决卢克斯败诉，但最终上院反对工会的做法。因此人们激烈争论，说法律不能因为某一个个案而作部分修改。我也赞同这一看法。

　　我最终决定的提案基本上也是关于在集体主义威胁下的个人自由问题。由于在1958年7月印刷业发生的一起劳资争端，一些由工党控制的大城市的市政会不向卷入此争端的地方报纸的记者提供正常的报道便利。这一事件突出反映了法律上的一个漏洞，表现在许多市政会经常向公众封锁有关自己活动的消息。报界的法定权力是只能参加市政会的全会，而不能参加其委员会会议。但由于问题是由各委员会会议解决的，市政会因此将报界排斥在其讨论过程之外。而且，除了这些“全体市政会议员参加的委员会”外，还有许多其他秘密的委员会，大量纳税人的钱有可能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被用掉或滥用了。一般百姓也是无权参加任何市政会或其委员会会议的。

　　我对此问题产生兴趣的原因，一是由于社会主义者们对工会权力的纵容使得这一问题已到了严重关头，二是从离格兰瑟姆不远的诺了汉我已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情况，三是当时的形势已影响了我对政府使用人民钱财时所应负责任的信赖。1959年的保守党宣言中包含了一条承诺，即“保证报界在报导地方当局办事过程时享有应有的便利”。所以，我想就此问题提出一项议案可能受政府的欢迎。然而议会督导员很快令我失望了。显然在此问题上，他认为最多只能提出一项行为准则，而我觉得准则是十分软弱无力的，因此决定继续自己的计划。

　　对于一项棘手的法案，反对意见不是来自“住房和地方政府部”的大臣们。而是来自部内的官员们，而他们反过来又明确无误地反映了地方当局反对自己权力受到民主的制约，这一点很快就显而易见了。主管的内阁大臣亨利·布鲁克始终富于同情心。每一项“私人法案”都由一位政务次官负责监督，他或者推动，或者阻碍其进展。我的法案交给了基思·约瑟夫爵士，在审视法案中的那些令人疲倦的、错综复杂的技术细节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基思。

　　在为自己的提案作修改、润色和谈判的经历中我很快就学到了许多东西。由于这一问题多年来一直被提及，也因为资深议员对年轻议员的善待，我得以从后座议员同事中得到许多无价的帮助。前检察长莱昂内尔·海尔德爵士以他丰富的司法经验使我受益，从他那儿和其他人那儿我学到了起草法律的技巧，这一般也是议会起草人所具备的专门技能。

　　我也目睹了压力集团的力量。地方当局的游说集团不仅通过工党、而且以一切方式施加其影响。我因此学会了以压力集团制压力集团，并充分利用“报纸编辑协会”和其他报业组织的帮助。

　　归根到底，什么也比不上自己的努力。我打算尽力争取让更多的议员在那个星期五到议会出席我的法案的二读（当时许多议员已返回他们的选区），然而这样做起来却很困难。我一贯相信亲笔信的作用，即使它是由一位你不太熟悉的人写的，所以在二读之前我给政府方面的后座议员写了250封信，请他们出席并为我的法案投票。

　　还有些其他的麻烦事。我原设想几个月后再作我的首次发言，因为我得到的忠告是先对议会有所了解。我牢记这一忠告，决定在夏未就拉德克里夫勋爵的“关于金融体系运作的报告”发言，我对此报告描述金融政策的方法十分着迷。但我没时间同时准备这一发言和就我的法案进行二读的介绍发言，因此我决定集中精力准备后者。而这么做我又面临另外一个障碍。按惯例首次发言应是有节制的、针对无争议问题的，并饰以对我前任和选民的赞美之辞。这一标准现在已不可能达到，因为就我的提案的二读作首次发言不可避免地会有争议。

　　不过，至少我的发言不会空洞无物。当我在1960年2月5日星期五开始发言时，我早已将论点、论据熟记在心，因此虽然有点紧张，我还是不看讲稿讲了近半个小时。3位政府方女议员——帕特·洪斯比·史密斯、梅芬·派克和依迪斯·皮特从前徘座表示了她们道义上的支持。考虑到这是星期五，议会可以称是满座。我很高兴有近200名议员参加了投票，我们大获全胜。我也对议员们个人对我表示的评价而深深感动，特别是议长拉布·巴特勒，他擅长作些含糊其辞的评论，但这一次他的祝贺对于一名新议员来说却是直截了当、真诚和热情的。

　　第二天的报纸清楚地表明，我的发言是成功的，至少目前我已是个知名人物了。《每日快报》惊呼“一颗新星在议会升起”。《星期日电讯报》高呼“……荣誉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昨日交了朋友”。《每日电讯报》平静地称之为：“一次大捷”，报上出现了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特写，电视台采访了我。摄像人员来到“朵马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口答某记者提出的一个十分违反常理的问题时，我说，“我得等我的孩子们长大些才会考虑担任内阁职务。”不过除了这一处失言外，其他一切都非常完美。

　　是否对我的赞扬过度了？我自己毫不怀疑确实是言过其实了，而且也对有可能引起同事们的嫉妒略感紧张。我的发言可称为胜任的表现。但还远不是可彪炳青史的事件。

　　但这是不是一种不祥之兆呢？大选前我曾读了约翰·布禅的《窗帘的缝隙》一书。我原没有大多地去思考这本书，直到看到报上那些夸大其辞的标题。约翰·布禅的故事讲的是包括几名政客在内的一群人在一个朋友家过降灵节。在那儿一位神秘的、病人膏育的、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让他们看一眼一年后的《时代》杂志中的一页内容。每个人都看到了一些涉及自己未来的东西。其中一个保守党新议员看到一则他本人的简短讣告，讣告说，他曾因一次出色的首次发言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因他的发言不同凡响而受到各方赞誉和称颂；可是后来由于缺乏对未来的认识而失去自信心，他一败涂地，变得默默无闻，虚度时光。我不禁微徽战栗，把手伸向我的幸运珍珠。

　　我的提案最终得到通过成为法律，提案中加入了一个重要内容，即：普通公众与报界同等享有参加市政会会议的权利，但各委员会（除全体市政议员委员会之外）不受此规定约束。尽管我那历时7天的明星生涯后来有所暗淡，我还是学到了许多，信心大增。

　　第三节右派中的偏左人士

　　后座议员的生活总是那么激动人心而又紧张忙碌，有一次我竟晕倒在议员餐厅，令我的男同事们惊恐不已。我把尽量多的时间用在议会和各后座议员委员会中，也定期出席保守党新议员会餐俱乐部的活动，像哈罗德·麦克米伦、拉布·巴特勒、伊恩、麦克劳德和伊诺克·鲍威尔这样的保守党内的杰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的保守党记者都常到这个俱乐部演讲。

　　这个时期，晋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径是脐身政治中心并成为保守党内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党政治家必须避免成为“反动分子”。没有什么别的可比拥有这一标志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职业上的损害了。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缺乏生气。尽管如今人们普遍认为60年代的道德败坏及社会和经济遭受破坏的形势主要指1964年后的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保守党则应对60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义趋势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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