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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索菲娅下面是阿博茨福德的继承人瓦尔特。他不喜欢在室内面壁而坐,这一点很像他父亲。父亲教他骑马、射击,教他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其余一切都托付给乔治·汤姆逊和爱丁堡中学了。14岁时,小瓦尔特被授予猎枪。司各特告诉乔安娜·贝莉说:“老实说,当他猎得第一只山鸡时,我内心充满喜悦之情,这种喜悦我一生中只感受过一次,那就是自己打中猎获物时,而这已是20年前的事了”。瓦尔特对于文学十分淡漠。他喜欢欧几里德而不爱读荷马,他不懂诗,也没有诗感。因此,他父亲对于下面这一点已经心满意足了:“魔鬼没有用对并不存在的事物的装点门面的爱好来填补这个真空,因为我最怕世上的虚假爱好,对它深感厌恶。”

  18岁时,瓦尔特成了一个具有力士体格的高大、英俊、腼腆的青年,他善良、聪明、酷爱数学和工程学,但不大懂其他科学。他是陪同父亲在户外娱乐消遣时的朋友和不可代替的同伴,因此1819年他当上第十八骠骑兵团掌旗官去科克任职时,父亲很想念他。掌旗官的官衔是通过总司令约克公爵谋得的,于是司各特不得不(用他的话来说)“为了小伙子的小装饰物”而耗费一笔钱,“据说,衣着能美化人,但从各方面来看,衣着也完全可以使人破产”。瓦尔特得到的零用金,为数不少,还常常额外向他父亲要钱,例如他的战马死的时候。司各特对他的管家达格里什说:“是啊,他得早一个小时起床,晚一个小时躺下,没有马是不行的。不过,说句实话,真正的马是我,他骑过我,现在出外也用我的钱。”他警告瓦尔特说,如果再死掉马,就得步行去进攻。

  司各特担心他英俊的儿子陷入别人巧妙设下的婚姻之网,于是欣然接受了他的朋友亚当·弗格森提出的将其夫人的侄女、洛霍尔一笔大地产的继承人珍妮·乔布逊嫁给瓦尔特的建议。瓦尔特当时22岁,相当喜欢这位女孩,便同她相好起来。只是过了两年之后,当司各特写信告诉儿子他赞成这门婚事,并列举种种有利于儿子的实际考虑之后,才真正谈到结婚。这些实际考虑是:“珍妮·乔布逊的非贵族出身的姓名”同50000英镑的财产联系起来就不显得那么不体面了,这笔财产展现出远大的政治前程,有助于年轻的骠骑兵在他所选择的领域内飞黄腾达。总之,瓦尔特还算走运。司各特写道,“这些基本方面看来都不错,你对她喜欢到何种程度,这要由你自己判定,等等”。

  婚礼于1825年2月3日举行。次日,司各特写信给儿媳说:“我亲爱的姑娘,昨天我不想在临行之前无必要地以自己感情的流露来使你们难为情。我根本不愿当着人们的面表露此种感受。”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他讨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哭啼啼”,认为当众流露情感是使自己成为笑料的最丑恶的形式。“既然要搞欺骗。那最好是对我们的才能、福利或兴趣有好处,无需装作笃信宗教或多愁善感”。同年6月,官方公报报道说,瓦尔特已晋升为御前骠骑兵上尉,这一晋升使他父亲花费3500英镑。该团驻防都柏林,珍妮在他们同另一家共同租用的圣史蒂文一格林大街10号开始履行家庭主妇的职责。她写信告诉敬爱的公公说,一次她同瓦尔特深夜就寝时,他们的仆人们还在慢慢地喝混合甜酒。

  安娜是家中第三个孩子,是一个诚实、直爽和多情的姑娘,但喜欢嘲笑别人,父亲曾经打算制止她。司各特为了纪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主人公称安娜为贝特丽丝,并以她有两条长得匀称的腿而自豪。安娜因瓦尔特离家赴任而长期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使本来就对女儿爱挖苦人不以为然的性格倔强的父亲有些担心。总的来说,他无论对索菲娅或安娜都满意,说她们俩人都丝毫没有沾染上自命不凡或爱好虚荣的恶习,认为她们所受的教育与其说过多,毋宁说不够。司各特说:“我非常担心她们会变成庸俗的‘迷人女人’,只能主要指靠大自然母亲赋予她们的才能了。”

  按照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安娜赞赏身体结实、羞怯腼腆、沉默寡言的哥哥瓦尔特,而把聪明话多、懒散但令人喜欢、举止优雅但过于自信的弟弟查尔斯选作嘲弄的靶子。如果说瓦尔特继承了父亲喜爱实干的性格,那么查尔斯则分享了父亲酷嗜读书和聚友畅谈的爱好。司各特惊异地看到,他自己年轻时那种游手好闲和不着边际的幻想又在他小儿子身上重现,他感到不寒而栗。司各特认为继续把查尔斯放在家里,游手好闲的习惯会更加滋长,因此于1820年将孩子托付给卡迪根郡兰皮特地方助理教务主教、被称为青年导师的约翰·威廉斯牧师去照管。查尔斯在那里表现不坏:他的傲慢明显减少,勤奋则有所增加。父亲的教训不时地寄到兰皮特,他劝儿子要更加努力,多研究历史,经常给家里写信。

  他告诫年轻的查尔斯说:“上帝让我们一生中每时每刻都要劳动。只有通过劳动得到的东西才是珍贵的——不论是农夫满脸汗水收获的粮食,还是富人借以消愁解闷的令人疲劳的娱乐——打猎、体育等。这两者之间的全部区别在于:穷人是为了挣得与食欲相应的饭食而操劳,富人是为了求得与饭食相应的食欲而操劳。”

  查尔斯适期进入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他可以毫无妨碍地放纵自己懒散的天性了。1825年春,家里人得知他在白金汉公爵的庄园斯托伊做客。

  安娜评论说:“天晓得他怎么到了那里!他写来的信尽是复述公爵给他说了什么和他给公爵说了什么。”查尔斯也像父亲一样广交朋友,但与父亲不同的是他不愿为自己选择生活之路。他提起过参军,但是含糊其词。当有人向他指出在牛津有虚度年华的危险时,他暗示不反对去当牧师,为此受到父亲的严厉斥责。司各特认为,“如果不是出于强烈感情和信仰而做出的决定,去当牧师就是卑鄙无耻”。查尔斯继续游手好闲,早上老是闲躺在床上。一年夏天,他心血来潮想去游览荷兰、比利时、莱茵河谷和阿尔卑斯山。司各特给他寄去50英镑路费,写了一段挖苦的附言:“阿尔卑斯山是完全有理由令人感到惊叹的,很容易在它现在所在的地方找到它。也很容易在你有空去寻找它时找到它。”司各特终于通过乔治四世本人设法为无忧无虑的青年在外交部谋得一个职位,于是安娜就找到了一个说俏皮话的合适借口,她写信告诉哥哥说:“我们的外交官去唐宁街发挥他的天才了。”

  虽然安娜有炮制顽皮信件的才能,查尔斯也喜欢父亲喜爱的书,但司各特的儿女中没有人对他在法律、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活动感兴趣。因此,当他结识了一位能同他探讨任何问题,并显示出论断的细腻和问题的理解的青年时,的确是一大幸事。1818年5月,在一次小范围的招待会上,他结识了律师兼记者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立即以自己的热诚之心溶化了洛克哈特的淡漠。司各特得知洛克哈特不久前去过德国,就谈起该国及其文学,并且满意地听取了这位青年访问魏玛的情况介绍。洛克哈特问过他住的那个旅店的侍者:歌德现在在魏玛吗?看来,这个名字对于这位侍者不说明任何问题。洛克哈特解释说:那是位“伟大的诗人”。但这位侍者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女店主出来帮忙:客人指的是枢密顾问官冯·歌德先生吗?谁不知道这位大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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