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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他对最后一次战役的评论是:“比得胜的战斗更可怕的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失败的战斗。”在巴黎司各特并不寂寞。他常去剧院看戏,出席招待会;有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一位哥萨克首领吻了他的双颊。他还受到亚历山大一世、卡斯特勒里、布吕歇尔等人的友好相待。他还为自己的仆从们如汤姆·帕迪等购买了礼品,并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晚会,饱尝了葡萄和蜜桃。他写信给夏洛特说:“我吃喝都像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一样;只要给我端上炖肉丁和香槟酒,对烤牛肉和波尔图葡萄酒我现在连看都不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只是这里的人做事有些慌慌张张,恐怕永远也镇定不下来。”当然,大家都在谈论战俘的命运。有一个战俘不久前被枪毙了。

  这使一位身份很高的太太感到可怕,她声称,法国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残酷的事。“可是波拿巴呢?难道他没有对谁处过死刑吗?”司各特问道。“谁?皇帝?从来没有!”“那对安吉恩公爵呢,太太?”“Ah!Parlez-moid’Adametd’Eve!”这位太太的举止风度丝毫不比作家的许多同胞逊色。司各特注意到,拿破仑在自己过去的敌人心目中有点成为英雄了。他在1815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记道:

  “人们在伦敦说的那些胡言乱语——什么他已经换了一个人了,已经改弦易辙了,等等——简直是无稽之谈。”

  在回国的路上,司各特和他的朋友们在卢维埃尔过了一夜。他们在驿站租了一间顶楼,睡觉时随身带着上好子弹的手枪,还把门锁上并加了闩。半夜里门外响声大作,有人撞门想冲进来。司各特用英语说,谁第一个打破门,就开枪打死谁。喧哗声立刻安静下来了。第二天早晨,这一切被解释为“来了一批夜间赶到的行路人,和我们一样是英国人,他们弄错了房间,肯定因为门内对他们打的招呼而感到不知所措”。星期日一行人从第厄普起航,星期二顺利地在布赖顿上岸;这段航程使他们劳累不堪,船上旅客的全部饮食只有几个牡蛎和一块面包。“听到我的名字,海关人员只是稍为看了一眼行李;我要是事先知道会对我这样有礼貌,本可以在箱子里塞满布鲁塞尔花边”。踏上祖国的土地,司各特感到心情极为舒畅。前往伦敦时一路上坐立不安,老盼着早点到达。

  他住在旁德街一家大旅馆里,最后一次会见了拜伦。演员查尔斯·马修斯和丹尼尔·特里与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我们过得非常快活。我还没有看到过拜伦这样快乐、顽皮、机智和大方地出主意;他像小猫一样淘气。”但司各特归心似箭,急于赶回阿博茨福德,于是很快又上路了。

  路上顺便去瓦维克城堡和肯尼威斯城堡看了看。

  他终于回到家里,坐在小客厅里和妻子、女儿在家庭的温暖舒适环境中谈起各种新鲜事。他不在家时,夏洛特给家具铺上了最时髦的印花布,但他竟没有发现,她感到很扫兴。她受不了这种委屈,终于忍不住要指给他看这一新的装饰效果。司各特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内疚,此后整整一个晚上都在极力赞扬她的审美观。但鲜艳的室内装饰如同古典交响乐一样,未能改变他的冷漠。几个星期以后,夏洛特在爱丁堡音乐节上听了亨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得知她由此得到极大的享受,丈夫很高兴,但又指出:“而我仍然不会为了你那些美妙的音乐从凯塞德沼泽地发出一声叫好。”

  弗兰德里亚和法国之行为《保罗致亲人们的信》提供了素材;司各特还写了长诗《滑铁卢战场》,他把第一版所得利润捐献给阵亡者的寡妇和孤儿。在他的诗歌成就中,这部长诗并不占第一位。如果说它现在仍使人记起,那只是因为和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匿名批评家的讽刺诗句:

  血流成河的滑铁卢战场,
  不少战士在那里英勇阵亡,
  但阵亡者已经死去,即使他
  不像瓦尔特·司各特一样。

  不过,这一切仍只是走马观花的印象。他不久便签订了新小说的合同。他对莫里特说:“只要我一提笔在手,笔就在纸上迅速地写起来。

  有时我真想把笔从手中放开,看它离开我的头脑还能不能写得那么利索——如果能,那对读者来说倒是一个诱人的前景。”司各特的笔头的确快,因为康斯特布尔于1816年5月出版了《古董家》,这是在司各特开始写这部小说以后大约四个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在恶劣的条件下写的。阿博茨福德的建筑工程正在全力进行,到处都是一堆堆砖瓦,一桶桶灰浆,还有瓷砖、石板瓦、木料,简直转不开身。木匠、瓦匠、油漆匠和石匠互相碍手碍脚。烟道不断冒烟,窗户里看出去往往浓雾共细雨一色。狗不断地在房间里蹿进蹿出,司各特常对有时来他这里坐一会儿的亚当·弗格森请求说:“哎,亚当!这些可怜的畜生得到街上去”,或者“唉,亚当,这些不幸的畜生要进屋去”。有好几天他在为齿龈脓肿而苦恼,一边写字一边用左手抚摸着肿起的面颊。写完一页以后,他便把它交给朋友,并问道:“怎么样,亚当,行吗?”

  《古董家》比前两部小说更受读者欢迎,是司各特心爱的书。司各特喜爱《古董家》甚于他的其他小说,是因为在书中主要人物乔纳森·奥尔德巴克的性格中他注入了更多本人的东西,并赋予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乔治·康斯特布尔的某些特点——是他教会了司各特在少年时就热爱莎士比亚。司各特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非常熟悉,引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引语和代用语在司各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但是无论哪一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像《古董家》里那样多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回响,这一点我们也应归功于康斯特布尔。

  由于司各特把自己作为喜剧人物出场,小说总是会受到他的崇拜者的喜爱,而由于这里还出现了第一个伟大的“司各特”性格——伊迪·奥基尔特里,这本书将永远属于他的最优秀作品之列。但也不能不指出,写到将近一半时,他忽然想起,他完全把情节忘记了,只好临时把整个情节重新组织,结果把已在《盖伊·曼纳令》中详细探讨过的失去继承人的问题又用了上去。奥尔德巴克是文艺作品中最令人同情的絮絮叨叨的人物:幽默感救了他。看来司各特自己也喜欢对别人谈论各种古代事物,而对滑稽可笑的事物的爱好也挽救了他,使他不致成为絮絮叨叨的人物。

  《古董家》之后,司各特由于一系列原因再次更换了出版人。巴兰坦兄弟开始使康斯特布尔头痛:他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非要让他在詹姆斯的印刷所印小说,或者用约翰印刷的拙劣作品来塞满地下室,而隐瞒自己的感情他又做不到。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得给时间让康斯特布尔好好想想。另一个原因是,司各特急需用钱改建阿博茨福德(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件事)。那时现款要凭有银行信用作保证的期票提取,而康斯特布尔的期票在提款时没有立刻被接受:他的花销太多,略微超过了信用额。再一个原因是司各特对老朋友忠实不渝。约翰·巴兰坦当过他的中间人,司各特想让他在生意中得到些好处;而约翰则认为,他把新小说卖给新的出版商得到的利益会更大。最后,对神秘感的爱好诱使司各特再次去考验读者的轻信心理。新的小说将不是“《威弗利》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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