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76)

七六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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