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62)

六二

　　2.女人的纤指

　　六月的贝里，骄阳似火。乔治·桑感到高兴，因为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和执掌家政。

　　肖邦应邀到诺昂作客的那一天，她在自己卧室一个窗户左边的墙壁上，用铅笔写了个日期：一八三九年六月十九日。

　　这是不是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呢？

　　她早就意识到，那种骑马散步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做为一家之长，她要负责照顾三个孩子：肖邦、莫里斯、索朗芝。她将竭力坚韧不拔地生活，只是为了他们和她的艺术。

　　然而，她真正的朋友都希望她过另一种生活，充满温柔的爱，带点家长气概。他们把肖邦看作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并不加以嘲笑和责难。从1839年起，他们给乔治·桑写信末尾都是这样写的：“吻肖邦、莫里斯和索朗芝。”

　　肖邦的言谈举止极其得体，他只称呼乔治·桑为我的主人或本宅主人。这样，形势变得对他越来越有利。

　　他们愉快地度过了在诺昂的第一个夏天。然而，肖邦根本不喜欢农村。他向往诺昂，但同时又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他那乡居的欲望很快就得到满足。他外出散步不多，只是在树下坐坐，或顺手采摘一些花。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里，闭门不出了。他不参加乔治·桑和孩子们十分喜爱的户外活动。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并且从早到晚弹琴不止。

　　乔治·桑写道：“自从到了这里之后，他创作了很多欢快的曲子。”

　　在这个夏天，他的确创作了降B小调的《奏鸣曲》，第二首《夜曲》和三首《玛祖卡舞曲》。女友的音乐鉴赏能力，对他来说，十分可贵。

　　乔治·桑是肖邦敏感的听众。由于对肖邦的了解不断加深，她与肖邦真正成了心心相印的知己。她听肖邦演奏，并一直跟随着钢琴家神秘莫测的内心活动——只有他的琴声能把内心活动委婉含蓄地表露出来。

　　1839年10月，肖邦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都说我身体好多了。不咳嗽，也不痛。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感到很难过。因为，奥洛拉（肖邦对乔治·桑的称呼）的眼神还是那样的阴郁。她的双眼，只有在我演奏时，才显露出喜悦的光芒。在那里，世界是多么光明美好啊！我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跳，她的笔尖在纸上飞舞。她能边写作边听音乐。四面八方都充满了肖邦的琴声，甜蜜清亮，就像温柔的情话。奥洛拉，为了你啊，我都可以在地上爬行。这一点也不过份，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我累的时候，你的眼光，你的抚慰，你的微笑，给我多大的安慰啊！我只是为了你才活着；我会为你弹奏出优美的旋律。亲爱的，你阴郁的目光别太折磨人了，好吗？”

　　“别太折磨人了，好吗？”那么说乔治·桑在折磨他？

　　当然不是。但是，在乔治·桑的爱情中，含有几分高傲。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大钦慕那个音乐家和诗人。马略卡岛的共同生活，目睹肖邦旧病复发，足以使乔治·桑感到，肖邦总是生病，不适宜过性生活，不能享受性爱的快乐。很早以来，不管他怎么恳求，她强迫他清心寡欲。后来，他完全无此欲念了。

　　很多年以后，乔治·桑写信给他俩的密友克齐马拉说：

　　我如处女那样，和肖邦及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已经七年了。由于我对情欲是那样地倦怠、失望、无药可医，我已经未老先衰，没费什么力气，也无需做什么牺牲。如果世上也许有一个女人值得肖邦绝对信任，那就是我；而肖邦根本不懂得……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责怪我。一些人说，我强烈的情欲，耗尽了肖邦的精力：另一些人说，我的行为出轨使他很失望。我认为你是知道内情的。肖邦埋怨我剥夺了他爱的权利，等于置他于死地；我坚信，如果不这样做，那才真的置他于死地……

　　对乔治·桑的这种态度，肖邦如果不感到痛苦，并且不把它归咎于另有所爱，那么肖邦就显得不近人情。只是在后来，肖邦的嫉妒与不公正，才变得难以忍受。

　　秋天，他们要离开诺昂，乔治·桑深感遗憾。在巴黎时，每当她想起诺昂那些犁过的田地，想起休耕地周围的胡桃树，想起农夫们吆喝着的那些耕牛时，她叹息不已：“没什么好说的，生为乡巴佬，根本适应不了城市的喧闹。我认为，还是家乡的泥土美，而这里的泥土，使我恶心。”

　　但是，肖邦要回到他的学生们当中去；乔治·桑自己也愿意在巴黎生活，这样可以节省开支。诺昂的家庭负担很重。这个女领主，财产披人搞光了，却不愿显出一副寒酸相，以逸被人骂作吝啬鬼。每天，都有些朋友不请自来，一来就是十二个，甚至还没起床就有人来。每月要开支一千五百法郎；而在巴黎只需一半。因此，这个“家庭”决定搬到巴黎去。

　　起初，乔治·桑和孩子们住在皮加尔街十六号两间独立的小屋，屋前有个漂亮的大花园与街相接。肖邦住在特龙塞街五号，有一个套间。他仍然需要精神上的依托和精心的照料，最终也住进了皮加尔街。

　　他们这样同居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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