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34)

三四

　　乔治，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你们说她出卖了我，这我清楚。可是你们，我的好心朋友们，你们中谁又没有出卖过我呢？她才出卖了我一次。而你们呢，你们一生中每天都在出卖我。她不过把我告诉她的一句话讲了出去，而你们则把我没有说过的一些话在外面宣扬……”

　　圣·勃夫这个十分关心别人缺点的人，已经从传言中得知了这一事情。于是，乔治·桑向他作了完全的仟悔：

　　您没有要求我吐露隐情，因此我在对您说出以下的话时，不是向您吐露隐情，因为我并不要求您严守秘密。我一生中的所有事情，我随时准备讲述出来，只要我认为这对某人有益。由于您的尊重对我有益，而且必不可少，我便有权利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您，即使您拒绝听我忏悔。在我烦恼、失望时的一天，我遇见一个厚脸皮的男人。他一点也不理解我的性情，嘲笑我的忧愁。有一件事，我颇不相信，即我地地道道、完完全全是莱莉亚。我想相信我不是的；我希望能够放弃这个冷漠可惜的角色。我发现周围有个妇女毫无约束，而且非常美丽。而我呢，严肃，几近纯真，却因我的自私和孤独而丑恶，我试图克服我的秉性，忘记过去的失算……我传染了这种浪漫主义的不安和叫人晕眩的疲倦。这种疲倦使人在否定一切之后，又认为一切有问题，并开始接受比放弃的谬误要大得多的谬误，这样，在认为几年的私生活不能使我与另一个人结合之后，我便想象几天的迷惑会对我的一生起决定作用。总之，三十岁上，我的举止行为比十五岁的姑娘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请放勇敢点……余下的故事说来叫人讨厌。既然我没有罪过，那我又为何羞于被人讥笑呢？我毫无经验。我因痛苦、厌恶、沮丧而哭。我得到的不是能给我同情和补偿的爱情，而仅仅是辛辣而无聊的讥讽。这就是事情的原本。可人家用两句话概括了整个事情。我既没有说这两句话，多尔瓦尔夫人也没有泄露，更没有创造。这两句话不会给大仲马先生的想象力带来什么光彩……

　　她毫无悔恨，叙述着事实，既不说谎，也不辩解。她曾在危险的场地猎逐幸福；她错过了它。这最近的失败使她更不安。像多尔瓦尔那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在她眼里，这也许是一种成功，一种赎罪。即使对梅里美本人，她也未怀怨恨：

　　如果普罗斯佩·梅里美理解我，他或许会爱我的；如果他爱我，他或许会使我顺从他；如果我能够顺从一位男人，或许也就得救了，因为自由在折磨我，杀害我……

　　不过，如果她能够顺从一位男人，她也就不成其为乔治·桑了。

　　十年前，她曾是个满怀希望和诚意的少妇。她曾认为自己能够改变爱她的男人，把他们引到她当时的神秘而高尚的爱情观念上来。她没有经验，忐忑不安地等候，对前途热烈地向往。接着，与奥雷利安的爱情破裂和与卡西米尔·杜德望的结合失败之后，她便寻思不幸存在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于严酷的婚姻之中；只要摆脱平庸的偏见和陈腐的法律，自由的情人便能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同样也碰了壁。自由的爱情和夫妻的爱情同样显得叫人失望。

　　在家乡，由于对于小城市人的心胸狭窄生气，她曾相信学有专长、彬彬有礼、雄辩滔滔的人们。她曾想象在巴黎“有一种高级的生活，有一个和气、优雅、有教养的机会，具有某种长处的人在那里受欢迎，并找到交流情感与思想的机会”，她不知道天才永远孤独，也不知道并不存在为优秀人物所一致接受的精神等级制度。所有写诗的人，她都把他们当作诗人。两年的艰苦探索给她指出，伟人们并非巨人；世界是由野蛮的人铺就的，在上面迈一步，不可能不引起一块铺地石叫喊。她曾寻找导师，她找到的是一些谨小慎微的、虚伪的可怜人。她知道了直爽的危险。

　　1833年夏天，乔治·桑处于厌倦和不安之中，在自杀的恐惧与隐修院永久的安宁之间摇摆。新的伤口在流血，她真的成了地地道道的莱莉亚——渴望爱情，值得人爱，却不能接受屈辱。而没有这种屈辱，任何爱情都不能成立。

　　然而，她内心清楚，在英国女修道院时的少女，诺昂的女骑士，乐于救助穷人、渴望学习、纯洁而严肃的那个姑娘并没有死。

　　当乔治·桑与霍尔滕丝·阿拉尔一起愉快地进餐时，当她贪婪地倾听玛丽·多瓦尔说话时，她不再是乔治·桑。她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又恢复了心灵的青春，又恢复了奥洛尔·杜德望的希望。

　　于是，她想到了诺昂的小径，想到了星光，想到了如此有利于吐露隐情的庄严、肃穆的静寂，想到了贝里籍的朋友。有一天，她也许会倚在他们的手臂上，向他们讲述所经历的风暴。而当她的客人们走后，她独自留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里，伴着睡熟的索朗芝时，在这个波涛汹涌的灵魂上浮游的，是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仍然相信有爱情，或许有神圣的爱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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