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1)_虚阁网

一一

　　3.创造新的形式

　　在为《点滴》周刊写稿的过程中，契诃夫的另一大创造是形式上的革新。

　　《点滴》周刊的编辑要求他写的文章必须严格限制在100行之内，并提出一些具体规定，甚至从哪儿开头到哪儿结尾。

　　这使契诃夫感到十分为难。他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

　　“经过一再压缩、删节，我开始计算行数，我数到100行，120行，140行，我害怕极了，我无法寄出这样的文章。因此，我请求你们，给我写120行文章的权利吧！”

　　《点滴》周刊的苛刻要求，迫使契诃夫在改革文学形式上下功夫。在小小说中，他学会了改变人的整个生活面貌，改变生活激流的方向，把短篇小说发展到史诗般的叙事小说的高度。

　　他成了文学新形式的创造者，即容纳中篇或长篇小说的小小说的创造者。于是那种使他感到苦恼的东西（即必须毫不怜惜地压缩、划掉、删改），现在成了创作的规律。在契诃夫那时的书信、笔记中，经常出现富有表现力的格言：“短——是才能的姊妹”，“写作技巧——就是缩短的技巧”，“写作的才能——就是简洁”，“要善于长话短说”。

　　“短”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而要有容量。契诃夫做到了文学形式从未有过的大容量，即把巨大的内容投放到极短的小说中。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微小的情节，极少的插话，简短的对白，精炼的写景，这既是生活真实深度的反映，也是作者精心提炼的结果。

　　4.寓讽刺于幽默

　　莱金对契诃夫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契诃夫天才的讽刺倾向的斗争，反对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现出来的深刻的悲剧主题的斗争。那种讽刺倾向跟保护“小人物”，跟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莱金希望安托沙·契诃昂泰只能继续做一个幽默家。然而契诃夫在自己的保护“小人物”和讽刺倾向方面成了果戈理和谢德林传统的继承人。

　　契诃夫在跟《点滴》合作那段时间，就表现出三种突出的艺术倾向，他用幽默小品和轻松喜剧，把欢快的、亲切的、善意的幽默奉献给读者。与此同时，契诃夫的讽刺小品也逐渐显现出光彩。从那时起出现了一些文学小品，既不能直接纳入幽默体裁，也不能直接纳入讽刺体裁，在那些小品文之中讽刺或幽默的色彩已经不占优势了，作家企图创作呈现生活各种色彩的现实画卷，而喜剧则仍然向深层发展，成为他的作品中的“一股暗流”。

　　契诃夫以一个讽刺作家和幽默作家的面貌开始自己的文学道路，而以天才的抒情讽刺喜剧《樱桃园》结束。他对自己天赋的喜剧才能坚信不渝。而他创作中的三种倾向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那些可以算幽默作品的有：《带低音提琴的爱》《江鳕》《坏孩子》《约会虽然实现……但》《中伤》等。而《小公务员之死》《包打听》《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等则属于讽刺作品。

　　契诃夫的幽默作品自然能引起读者的深思，给读者以启迪，但不能激起读者对小人物的敌人的蔑视、仇恨、愤怒，而那时他的讽刺小品则能激起这种感情。

　　1880年3月，契诃夫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以后，接着在轻佻的《蝉》的页面上出现了一篇小小说《为了一个苹果》，署名是：安托沙·契诃昂泰。

　　20岁的作者揭露性、民主性的激情在这篇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以极厌恶、极憎恨的感情描绘了一个地主的典型：

　　一位名叫特里丰·谢梅洛维奇的地主在自己的花园里惩罚热恋中的一对情人——青年农民小伙子和姑娘。因为小伙子从地主的苹果树上给自己的恋人摘了一个苹果，这个卑鄙无耻的老家伙产生了对两位恋人进行卑鄙惩罚的念头。他逼迫小伙子讲故事，逼迫姑娘读祷文。然后命令姑娘抽打自己的未婚夫，命令小伙子抽打自己的未婚妻。他表现出非常心满意足的神态，因为他成功地损害了人的感情，践踏了人的心灵，凌辱了人的人格。

　　“你们可以走了，亲爱的，再见！送几个苹果给你们做婚礼。”

　　初出茅庐的作家的这篇小说，离成熟艺术还较远，但对典型人物和欺侮人的整个场面的描写极富表现力，已经显现出他的讽刺天才。在随后几年他迅速成长，在幽默和讽刺作品方面进行了很有特色的创新。

　　《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是契诃夫讽刺题材的光辉之作。可以与果戈理和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并列。“普里希别耶夫”这一形象，可以与世界讽刺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并列。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只是一幕短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以一个编外警察、社会秩序的自愿维护者、自愿告密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面目、他的性格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他的形象成了一种象征：厚颜无耻、愚蠢自负、无知自信、妄自尊大、蛮横无理、傲慢骄横、蔑视人民、粗暴荒唐，喜欢插手别人的事务，企图阻止、压制一切生机勃勃的事物——是那个时代企图“冻结”国家生活运转的一切反动势力的象征。他的古怪行为形成了普里希别耶夫癖，不仅是可怕的，而且在人民眼中是可笑的。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其艺术技巧达到了何等高度！

　　契诃夫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他羡慕莱金比他出生早，赶上了60年代，那时可以自己呼吸，书刊检查没有这样凶，真正的讽刺作品能够存在。

　　其实，契诃夫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在波别多诺斯采夫时代恢复了俄罗斯讽刺文学的进步传统。他在《点滴》《蝉》《消遣》几个刊物上巧妙地抨击了社会荒诞现象。还是20多岁青年的契诃夫就成了俄国人民及其文学道德力量的化身。这新一代文学甚至在最黑暗的当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巧妙地找到了不断反对黑暗势力，反对谎言和压迫，争取正义和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的机会。

　　契诃夫的讽刺经常以幽默的形式出现，把讽刺隐匿于幽默之中。这是契诃夫的独创。跟果戈理和谢德林不同，他们以讽刺形式出现，把幽默融入讽刺之中。如《戴假面具的人》《人犬对话》《婚礼》都可以说明这个特点。

　　5.悲剧和喜剧的交叉

　　把幽默和讽刺、喜剧和悲剧融合和交织为同一种不可分离的艺术整体，是契诃夫文学革新的又一大贡献。

　　契诃夫常常把卑鄙庸俗行为放到悲剧中去表现。有一篇短篇小说既具悲剧性又具讽刺性。

　　《柳树》写的是一桩抢劫杀人案。

　　一辆邮车通过某地一条驿路。在一个偏僻地方，马车夫趁邮务员打盹的当儿，把他打死了，将一袋贵重邮件扛到离驿路不远的一座磨坊旁的大柳树下，塞进柳树的洞里，然后匆匆跑回邮车旁拿锤子朝他自己头上打了两锤，弄得满身是血后打马飞奔，边跑边喊：杀人了，救命啊……

　　这件事被在磨坊旁打盹的守磨老头看见。过了两天，老头带上邮包到城里去报案。他进了第一个衙门，当官的把邮袋拿进一个房间去关起门来检查，然后对他说：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应到下街去。老头接过邮袋感到轻了许多，“里面的东西少了一半”。他到了下街衙门，一位文书把邮袋交给一位胖子长官，胖长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出来对文书说：邮袋是空的，不过你告诉老头，他可以回去了，要不然就把他扣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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