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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对安东来说,是艺术家的第一爱好,他整个一生都没有抛弃自己的第一爱好,虽然他多次发誓永远也不写剧本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契诃夫为剧院写的第一个剧本,就是《失去父亲的人》。

  3.迎风待放的文学花蕾

  在对戏剧迷恋的同时,契诃夫也进行了最初的文学尝试语法学校高年级的学生编辑出版了手抄刊物《小星》,他开始是投稿,后来负责编辑的同学发现他写的东西不错,有点才气,就向他约稿。他或者把平时编的那些滑稽故事、幽默笑话用文字记录下来送去,或者尝试着写小品、诗歌。后来,他自己主办了一份以《口吃的人》命名的幽默报纸。

  在这份报纸上他怀着激情写塔甘罗格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事件,写得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学生们非常喜欢,争相传阅。他还给基雅可洛夫检查官写了一首讽刺诗。这位检查官有点像契诃夫后来写的《套中人》中的教务长季阿科诺夫,这使这位检查官大为不快……

  在这个时期,安东还写过一个幽默有趣的短剧《母鸡为什么咯咯叫》,和上文提到的悲剧《失去父亲的人》都取材于学生日常生活,他自编自演,对同学中的一些怪癖嘲笑取乐。

  1875年他的大哥离家出走去莫斯科,进了综合大学攻读数学,二哥尼古拉也随之前往,他有绘画天赋,进了美术建筑专门学校。他们的出走在安东的生活中是一个严重事件,深深地刺痛了他年幼的心。兄弟之间的友谊牢固而深厚,感伤情调素来是他几兄弟引以为耻的,安东尤其反对。他们惯于用讥笑嘲讽、善意挖苦来表达相互之间的友爱挚情。然而,友爱是掩饰不住的。

  此后,他们彼此理解,相互关怀的深厚情谊,仍透过他们书信中的每一句话表现出来。他们三兄弟都有对笑话理解的绝佳才能。而在安东眼里这种才能常常表现为人的重要本质。作家布宁曾回忆说:契诃夫“非常珍惜这种才能,讲笑话的才能,能迅速捕捉到一切笑料的才能。是啊,这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特征:一个不懂得说笑话的人,就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你应知道,即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也不是真正有才能的人”。

  安东怀念他的兄弟们,他是那样地喜欢和他们书信交往,以至为他们把幽默刊物《口吃的人》按期寄往莫斯科。但亚历山大对弟弟文学上的良好起步,不仅不给以鼓励,反而百般挑剔,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他对9月份的一期评论说: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感兴趣了,它缺乏趣味”。他没有预见到弟弟在文学方面的这种尝试的重要意义。

  从少年时期起,幽默就在未来的天才幽默家和讽刺家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只是他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嘲笑讥讽的是自己非常可怕的敌人——小市民、奴隶制、谎言、市俗习气的可笑可怜的本质,而且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才能预示着在俄罗斯土地上将产生一位“非凡的文学天才”。

  第二章 凄风苦雨下故园

  在塔甘罗格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契诃夫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算得上小康之家吧。

  那时他父亲开的店铺虽然生意不很兴隆,赚头不大,但维持全家的生活费用还是绰绰有余的。父亲不仅送他们几兄弟进小学上中学,而且给两个哥哥请了法语教师。

  但是,到安东进语法学校不久,家庭经济开始滑坡,逐渐出现了困窘,最终演变到家业破产、生活无着的凄凉境地。

  1.家道中衰

  巴维尔·叶戈洛维奇在家里横行霸道,说一不二,但在生意场上却是一个弱者、失败者。他经营的杂货铺,生意日渐萧条,最终倒闭,乃至发展到狼狈逃离塔甘罗格。他的不幸是怎么造成的呢?也许巴维尔最终未能想到。

  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当他开办杂货铺的时候,塔甘罗格由于港口淤塞,航运改道,已经失去了昔日贸易的重要地位,货运量急剧下降,商贾纷纷离散,人口逐渐稀少,经济一年一年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就像通常必然发生的那样,破产的浪潮一涌而起,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小本经营的买卖。这个过程注定了巴维尔的杂货生意从一开始就不会很景气,最终必然破产。

  然而他的不幸还在于,他并未专心致志地经商,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拉琴、唱歌、绘画和宗教、社会活动上,这既占据了不少时间,也花费了不少费用。同时,他不善经营,目光短浅,只图眼前小利而抬高售价,失去竞争力;态度粗暴,吝啬贪婪,心狠手辣,得罪了不少人;缺乏商业道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失去顾客信任。而且他竟然玩弄花招,欺骗顾客,出售被污染的食油,使商店信誉扫地。

  据说,有一次,一只老鼠淹死在食油桶里,他舍不得把油倒掉,想继续出售。但是,作为虔诚的宗教信徒,怎样才能既保持基督教徒的应有的诚实,又能赚到这笔钱呢?他按照上帝的启示,请来一名教士,对被亵渎的食油做涤罪祈祷。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售经过圣化的食油了。这一宗教仪式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邻居们很快知道了,无不气愤万分,大骂巴维尔伤天害理,赚昧心钱。

  驱过邪的食油,自然没有人来买了。不仅如此,顾客进而推想,其他食品,也可能被老鼠爬过、污染过。这样一来,顾客骤然减少,生意萧条。而且,那期间家里建新居,把原来的积蓄花光了,还向地方互助信贷社借了500卢布才把房屋盖好。从此家庭费用变得拮据起来,全家人都为钱的问题操心。

  安东也被“钱”所困扰,越来越幽默不起来,无心逗乐了。

  巴维尔虽然尽心竭力,梦想挽回败局,但无济于事,生意无起色,收入寥寥无几,甚至连盖新房借债的利息也付不起。他写信给大儿子亚历山大说:

  “赚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我忧心忡忡,失去了勇气,你妈和我不知如何是好。

  唉,钱!钱!老老实实赚钱有多难呀!”亚历山大了解到家中情况和父亲那番诉苦,他回信说,他和尼古拉更可怜,因为他们衣裤破旧,饥肠辘辘。

  巴维尔·叶戈洛维奇的诉苦是事实,他已经濒临破产,连孩子们的学费也交不起,只好让他们在家里呆着。母亲叶甫盖尼娅给莫斯科两个儿子写信说:“安托沙和万卡(即伊万)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去上学了,学校要我们交钱,我们无法交纳。昨天,你爸去找校长谈了,他们同意万卡不付学费,但是安托沙仍留在家中。为了他和玛莎,我们必须交42个卢布才行。你想,叫我怎么不忧愁呢?”

  叶甫盖尼娅想以自己的破碎之心和母亲的柔情,去打动两个儿子的心,求得他们给家里一点资助,可是两个儿子又有什么办法呢。实际上,他们也靠打工度日,除了自己的花销,也没有多少余头。何况那时亚历山大正在为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而拼死拼命苦干。为了资助尼古拉他承揽了令人疲惫不堪的誊写工作。尼古拉热衷于绘画,指望有一天能搞出一幅珍品,从此摆脱贫困的生活局面。兄弟俩尽管生活中充满困难,但他们并不后悔从塔甘罗格出走。亚历山大写信给父亲说:“当一个人心情沉重,忧郁愁闷时,他希望得到的是亲切的安慰,同情的话语,而不是劝他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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