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52)_尼克松

五二

　　他嘲笑某些德国和美国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即增加西方与苏联的贸易将会带来和平。他的含蓄的评论是“买卖毕竟是买卖。”我不能不同意。仅仅依靠贸易是无法确保和平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贸易伙伴突然成为死敌。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他现在主要担心的是苏联人的侵略政策。他关注着苏联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条道路。他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德国，下一个是法国。另一方面，他说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别犯错误，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他们尤其想要欧洲，他们知道为了得到欧洲他们必须摧毁德国。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强大和自由。但是你们也需要我们。”

　　他对当时正在谈判的禁止核扩散条约表示怀疑。他指出，摩根索计划会导致德国工业的永久性的毁灭。马歇尔计划建成了德国工业。现在，禁止核扩散条约在事实上限制了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潜在能力。苏联肯定认识到这一点。在一个十分坦率的时刻，阿列克赛·柯西金对丹麦首相承认，“只有当德国人签了字，这个条约对我们才是重要的。”

　　阿登纳批评德国外长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试图采取一系列“小步骤”改善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样，直到他临终前还告诫不要上俄国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当。在他看来，一场共产党的和平攻势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过战争赢得全胜的战术。

　　他比较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苏中关系。他追述了赫鲁晓夫曾经表现出几乎是一反常态地对将来中国的威胁的担心。赫鲁晓夫告诉过阿登纳，“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并且每人都靠一碗饭而生存。”他说到这一点时，他的双手做了端碗的样子。他认为赫鲁晓夫最怕中国人一旦获得原子武器，他们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威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阿登纳几乎看不出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说：“他们都想要统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经提出过的观点，只要苏联保持更为强大的军事威胁，美国就应该倾向中国。

　　在我们这次会见后一个多月，阿登纳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诅。他的儿子保罗后来告诉特伦斯·鲁里蒂，阿登纳在临终前非常忧虑，但决不是忧虑他自己。他担忧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无能，担忧核战争的危险，担忧人民成为他们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他想要继续战斗。我后来从他女儿利贝特口中知道，我是见到他的最后一名美国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欢迎他来美国的美国人一样。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当的时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诸实践则又是一国事。阿登纳的伟大之处就是由这三部份所组成。

　　他的观点是，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国家之间要确立伙伴关系，以及在西德社会内部要确立谋求繁荣昌盛、保护自由的伙伴关系。为了避免重复由于国家之间的敌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动，他旨在使欧洲恢复九世纪出现的短暂的团结局面。在国内，这种观点就是用欧洲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并且通过阻止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积聚足够的权力扼杀个人的自由来防止无论来自右的或左的专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各项政策的正确性变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纳的许多批评者们说，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组织；现在，没有西德的部队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的欧洲是很难想像的。怀疑论者嘲笑阿登纳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发生三次战争的法国和德国还可能成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位欧洲舞台上的巨人大大胜过他们的批评者，在1963年签订了法德条约，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复。在整个五十年代，由于阿登纳没能统一两个德国而受到批评；当时认为苏联会允许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的看法，现在看来是荒唐可笑的。由于他没有像维利·勃兰特及其继承者那样通过东方政策谋求与东德和苏联的缓和，他一直为之受到批评，直至他退休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西德谋求的那个东方政策本来就是无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纳制定的与西方结盟的政策那么强有力，那么能使国家繁荣昌盛，那个东方政策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未能达到它的设计师过分乐观的期望。

　　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相信俄国人的话”在西德和别的地方流行起来了，就是对诸如柏林和德国统一问题上，俄国人的建议比起阿登纳的更容易接受了。许多人坚持认为，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不再是反对西方侵略的缓冲区，并认为，只要我们能向苏联表明我们自己的和平诚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东欧和东德人民的自由，都会得到保证。赫鲁晓夫在1955年谈到纳粹侵略俄国的罪行时曾企图把这一类货色兜售给阿登纳，但是这位总理没有买他的账。然而，这一姿态愈益增加了他的继承人的东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尽管有这个东方政策，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苏联的冒险主义已经升级而毫不减弱。

　　作为当今自由欧洲的一名领导人，阿登纳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继承他的人们。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来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战火，而是苏联进入波斯湾宝藏地区的一次无耻的尝试。他不象许多欧洲人当时那样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认为对于向欧洲输送燃料的石油威胁是超越欧洲盟国的合法利益的范围。而认为它在事实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纳为之奋斗而创立的北约组织的局势。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围防线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带很快就会陷落。

　　同样，对1981年的波兰，阿登纳不会把它看成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会看成是苏联想永久征服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欧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种肆无忌惮的尝试。他会把波兰人民的被镇压看成是一种国际犯罪行径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今天的西德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从另一个方向看得远一些，也许会消除令人遗憾的烦扰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政策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为西德找到一条补偿波兰人民在纳粹手中遭到的灾难的途径。既然波兰人民现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难，西德人民也只能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当然，这些假设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在西欧有了象阿登纳这样的领导人，苏联人也许会对自己进行冒险而又不受到惩罚这一点不那么有信心了。阿登纳一向以“冷战的斗士”而著称的。并且他由衷地满意这个称号。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来审视一下欧洲的话，由于整个欧洲的不团结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会同意说冷战已结束。他会说其中有一个战斗员已经停止作出努力去赢得这场冷战。

　　如果他听到中立主义的谈论，是那样地使人缅怀三十年代的欧洲，那么他会羞愧得低下头。他相信欧洲会因为试图“坐在两张椅子之间”而跌断了脊梁骨；欧洲今天还存在的脊梁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登纳和他法国的伙伴的努力的结果。每当一场危机发生时，欧洲的团结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脆弱，诸如阿富汗和波兰事件等就足以证明阿登纳的继承人已经忘记了他向欧洲发出的预言的紧迫感：它面临的危险比它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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