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51)_尼克松

五一

　　从1960年竞选运动临近之际，他给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对参议员肯尼迪的贬抑性的讲话可以看出，阿登纳力求与我发展友谊的实际的兴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为总统，他要与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可靠的保守派的继承人之间建立工作关系。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获胜，我失败之后，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动机是包含个人成分的。从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纳就一直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西德，但是由于日常各种压力和职责总是使我们无法接受这一邀请。在选举中，我被击败后不久，收到了阿登纳的一封极其热情的来信。信中他同情地写道，他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并重新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的十年之后，我终于能够接受他的邀请。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女儿育六个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国的停留。我在波恩的总理办公室拜访了阿登纳，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只有他信赖的翻译在常我向他讲述了我对欧洲总的印象，并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见柏林墙时的沮丧心情。接着我们访问了法国，阿登纳特别要我转达对他的朋友戴高乐的最良好的祝愿，自从五十年代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戴高乐已经产生了无限的爱慕和敬意。他对下月将签字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表示了审慎地支持。但是他告诫说，苏联愿意签订这个条约，绝非反映了它的扩张主义目的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使我吃惊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应该“把它的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与共产党中国逐步建立友好关系作为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在我们谈话中，我第一次悲伤地注意到他已经失去了一些在我们以前谈话中一直是那么明显地流露出来的很高的热忱。

　　继柏林墙的危机，他的党在选举中遭到猛烈的攻击后，他屈服于一些年轻领导人的压力，许诺两年后下台。现在那个时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执政了，对他的继承人他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实现他的联合的、稳定的自由欧洲理想之前，他将离开舞台。

　　1963年10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上作了告别讲话。当他讲演完毕，整理好讲稿，从内阁席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严肃地走到分配给他的议会席的桌前。在他放弃总理职务的权力时，他的忍耐是可贵的，他的脸部是异乎寻常地无表情，但是他的内心处于混乱之中。虽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为建立一个繁荣、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础，但在离职时，他却深感不安，因为他担心，他所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艾哈德虽然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阿登纳认为是不祥之兆的事态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渐露端倪。上月内，美国和加拿大宣布打算向苏联出售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小麦和面粉。仅在他向联邦议院所作的告别演说前二天，他坚决要求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诸如有关柏林等问题的让步之前，决不要批准这样的买卖。那年夏天，他告诉我恰恰是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当他提到缓和这个词时，他显然在颤抖。

　　他说：“我为谈论缓和一事而感到厌倦和害怕。”

　　对西方某些天真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们把缓和看成威慑的替换物；而不是如我们俩人所坚持认为的、没有威慑就没有缓和的观点的这种倾向，他和我一样都对此表示担心。

　　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1967年我到欧洲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期间，那是在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

　　在1963年辞去了总理职务后，阿登纳在1966年也放弃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职务。作为一种礼遇，在联邦参议院里给了他一间小办公室。当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时，他的外貌使我震惊，这位老人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老人了，他已被剥夺了权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国家的命运。他几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笔直的姿态已经恶化到明显的弯腰曲背了。但是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没有失去一点点思想上的警觉。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从房间的那一头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他转过身来，双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说：“感谢上帝，你来了。你的访问像是来自天堂的吗哪。”

　　我看到了墙上的一幅“雅典的卫城”油画，阿登纳说：这幅画是温斯顿·邱吉尔画的，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给苏兹贝格看过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说些打趣的话后，我们开始了关于世界政治的认真讨论。

　　对戴高乐身后的法国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戴高乐不是反美的：他是亲欧洲的。”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国人愿意同苏联的关系更好一点。他相信，只有戴高乐能守住这条反左的防线；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会在法国取胜。

　　约翰·麦克洛伊告诉我，阿登纳对戴高乐的钦佩近乎对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访问了这位法国领导人在科隆贝的家后，他对麦克洛伊用敬畏的声调说：“当我敲门时，你知道是谁来开的门吗？不是助手也不是仆人，而是戴高乐本人。”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他把夏尔·戴高乐想象成为他自己的第九世纪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时被称为夏尔伟人的直系后裔。

　　就像阿登纳和杜勒斯的关系一样，阿登纳和戴高乐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两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都十分虔诚地信仰宗教。两人都是忠实于家庭的人。两人都有巨大的内在的力量，外表都很庄严。两人也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戴高乐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阿登纳则不然。戴高乐虽然最初以一名军事领袖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个内省的知识分子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善于思维的人，阿登纳则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阿登纳经常用幽默和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场严肃的讨论活跃起来，我想不起戴高乐曾经这样做过。

　　最重要的事是，这两位战后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从而消除了法国和德国之间几个世纪的宿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作到这一点。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他们同时执政，这是幸运的历史事件之一。

　　阿登纳告诉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乐关于美国必须从越南撤走的观点。他巧妙地问道，如果我们不支持南越，那么，诸如德国人是否能坚信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但他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留在越南，则我们所做的恰好是苏联人想要作的。他说：“俄国人并不想试图帮助你从越南脱身，他们要你们留在那里。他们要拖垮你们，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变了这种局势使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是不会帮助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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