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51)_西奥多·索伦森

五一

　　有一天总统沉思着对我说，“假如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得在七十岁退休，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他便一口气列举出那些经常和他为难的国会领袖和外国领袖的姓名来。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对于艾森豪威尔根据葛底斯堡的那项保证^①提出的改革建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任期应有限度——持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这类建议我在总统任满以后也会提出，但不会在现在提出。”

　　①指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的所谓“民有、民治、民享”。

　　他知道他缺乏足够的票数以通过他的任何一项彻底改革的计划，因此无法在参众两院使多数党得以贯彻它的意志。同时，过去改革的成绩并不理想，使他对大多数新的改革建议都抱怀疑的态度。他的司法部确曾强有力地干预了最高法院处理的议员席位重新分配问题的案件，希望最终能削弱乡村地区的保守分子对众议院的控制。然而，正如196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他办公室里谈话时他所说的，任何改革也无法结束当时存在于国会和白宫之间的根本敌对的状态。他列举出的理由是：

　　1．国会山上大多数民主党人以前当议员时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白宫执政。根据惯例和宪法，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选区和州，而不是全国的利益。他们没有在行政部门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却把你们这伙人看作是无能之辈，因为你们从未竞选过公职。而且有些人还认为反对我要比跟着我走更能引人注意。”

　　2．“对党的忠诚和责任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们首先必须顾到自己。他们（众议员）今年都要竞选——就算我有这意思，我也不会去，也不可能去伤害他们大多数人。他们大多数人在上次竞选中都跑在我的前面，并且大多数都是支持提名赛明顿或林登·约翰逊的。他们以为我使他们在贸易、民权或教区学校等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又几乎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3．“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不象在艾森豪威尔时代那样重要了，参议院里尤其是如此。公众的注意力目前大多已转移到了这里，他们自身根本没有得到多少声誉。每当我要他们在援助、贸易或税收方面给我更多的权力时，他们便认为我侵犯了他们的特权。”（我插话说：“他们也许是对的！”）

　　不久之后他公开地说：

　　坐在这里（白宫）来看，国会显得比我当参议院中百名议
　　员之一时权力更大了……从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
　　端看到另一端，我看着国会的集聚起来的力量……那里存在
　　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科益和观点……因此冲突是不
　　可避免的。

　　由于肯尼迪拒绝把立法工作交给立法部门单独去搞而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了。他详细制订出自己的立法计划，并且鼓动公众和个人为他的立法计划施加压力。没有一项重大的法案不是事先后到他同意后。才由他的内阁向国会提出或由国会通过，送给他签署的。他否决掉他不喜欢的一些次要的法案，扣住他所不需要的拨款，不理睬他认为违反宪法的那些限制性修正案，并且为通不过的法案临时采取行政行动。

　　例如，国会明文规定，联邦政府雇员不在1961年最低限度工资增加的范围以内，同时私商雇用的洗衣工人也没有列入这个范围，但是总统却指示行政机构各负责人务使联邦雇员，包括洗衣工人在内，全领取新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

　　例如，当国会把设置联邦艺术顾问委员会的一项议案打入冷宫后，他就下行政命令设置了一个这种委员会。

　　例如，他甚至在请求国会通过授权法案以前，就利用各种资金和权力以行政命令创设了和平队，结果当国会在大约六个月后通过该项立法时，和平队的工作早已全面展开了。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每二项重要的国际协定都送交参议院作为一项正式的长期的条约请求批准，从而冒不必要的拖延和可能遭否决的风险。对于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动议，他也没有遵照艾森豪威尔的先例，请求国会作出批准的决定。他也没有经参议院确认就派遣私人和官方顾问到国外去执行重大的使命，他派卢修斯·克莱以大使身份在柏林驻了七个月，还把马克斯韦尔·泰勒安插在他本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他对应召就行政部门还未作决定的一项公务作证的一个职业官员说：“告诉他们说你病了，下星期才能去出席。”他行使行政部门的特权，制止国会的调查人员对国务院和国防部文职人员就他们在誊清演说稿时所作的个别删改而纠缠不以他还抵制有权势的国会委员会主席在退伍军人年金、研究和防务等费用上，强行增加不必要的预算的尝试。

　　增加防务经费（特别是增加制造B—70型飞机经费）的争端，于1962年3月使这两个部门几乎正面冲突起来。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赞同空军和工业界在制造新式的RS—70型飞机这一同样毫无把握的项目上所施加的压力，试图阻挠总统再次扣住超出其请求所拨出的款项。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故意在这项车事授权法案的措词上做手脚，“指示”五角大楼在RS—70型飞机的项目上使用近五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总统要求的数目的三倍），借以反映出他们对于总统不重视有人驾驶的飞机和无视国会意志所感到的愤懑。报告不仅指示，并且“命令、授权和规定”将该款全数用掉，同时还指出：“如果本文措词构成国会是否有权如此授权的一次考验，那么就来考验一下……（因为）国会在决定国策、防务或其他方面的作用这些年来已经日益减退了。”

　　麦克纳马拉敦促总统为反对这种措词而战斗。民主党领袖们则敦促他不要与文森纠缠不清。总统的法律顾问们告诉他，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他可以根据宪法上分权的原则，不去理会它的措词。奥布顿恩劝他说，同文森在国会中进行任何战斗都会输掉的，并且在将来的斗争中代价也太大。

　　肯尼迪采取了他的顾问们认为是不可行的一条途径：由他去劝说文森撤回这段措词。他邀请“这个沼泽地里的狐狸”在辩论前的那天下午到白宫来个别聊聊，并到花园里去一起散步。“卡尔大叔，”他当时这么说，“使用这种语言以及我对它采取不理会的态度，这只会伤害我们的感情，伤害我们的国家。让我来写一封信给你，使我们俩都摆脱掉这一分歧吧。”

　　那天下午，我和麦克纳马拉就起草了那封信。随后，我和奥布赖恩立即把信稿拿到文森的办公室去。我们无法知道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那封信强烈地重申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敦促删除“指示”字样，同时仅仅答应按照相互礼让的原则重新研究RS—70型飞机这一项目。^①但是文森却很喜欢这封信，正式信件当天晚上就送出了。第二天，聚集起来准备在国会展开一场激烈的反行政部门斗争的议员们，听到文森及其委员会温顺地撤回那段“考验”云云的词句不禁大失所望。总统不愿显得扬扬自得，只是说，如果每一部门都把自己的权力用到了极限，那就弄得“乱了套”了。

　　①政府对这个项目重新作了研究，但是始终没有在B—7O型或RS—70型飞机上使用额外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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