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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天哪!莫姆这个后来成了国际律师的骑手为什么在科科刚去世不久就像一颗炸弹似地把德尚布伦不想大快传播出来的真相披露出来?

  科科去马德里的使命还是一个谜。1943年末,纳粹德国已是穷途末路,即使元首表面上还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但一些下级军官寄希望于战败后的反叛集团的授权,已经发动或研究了多次惊人之举。人们能从科科在温斯顿面前调解期望些什么呢?

  尽管如此,一项称之为“流行帽子”的行动却已开始。德国人为什么信任科科,要她去会晤丘吉尔?是不是因为她“懂得怎样对美国人说话”?

  比利时一美国商会主席对我说,法国人的绝密名单中有夏奈尔小姐的名字,需要时可以放心和她接触。他以前在情报局工作过,曾经在开罗查阅过这份名单。人们可以把情报和科科的暗示作一番比较:

  “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一位英国上校联系?”

  人们可以想象,使用科科是因为她在伦敦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两面活动。她在谈到战争时叹了口气说:“我的朋友们都站在另一边。”策划“帽子”行动的舍伦贝格不是因为科科懂得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而是因为她为或者可能为英国人效力而不信任她。这样,科科就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解放时的麻烦。这样,一件表面上很不可信的事就有了一个合理的逻辑的解释。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她对此一直守口如瓶。

  科科要求一位比她更接近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朋友藏拉·贝特陪她同去马德里。科科在蒙特卡洛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相会时,人们已经看到她的踪迹。我拉出身于英国大贵族,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赛马师隆巴尔迪尼少校。当时许多人认为对她来说这桩婚姻是低就了(后来人们还是这么说)。德国情报部门把她关在意大利的一座集中营里,原因是怀疑她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把她放了出来,派往巴黎。科科曾经叫人传过一句话:“别提问题,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柏林,“流行帽子”行动由舍伦贝格负责,希姆莱保护着他,为他遮盖一切。希姆莱希望在柏林战败后由他接任元首。纳粹高层中不只他一人寄希望于美苏两国发生冲突,等着坐收渔利。阿兰·比洛克在撰写并作序的回忆录里说,舍伦贝格曾经开玩笑似地问希姆莱,他的夺权计划藏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希特勒施阴谋耍诡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明白,实施表面上没有恶意的“流行帽子”计划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良好愿望。开展这项行动科科很有优势,她令人瞩目地留下了品牌标贴,人们至少是这么希望的,而实际效果却令人惊讶。她的行动无论在巴黎,在马德里,或是在后来舍伦贝格在那里受审的纽伦堡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管怎么说,1943年11月,她和我拉·贝特去过马德里。没有人甚至连卧车检票员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丘吉尔当时确实在马德里,但他身体不好,没有会见过任何人。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德博士兵在回忆录里说,他认为丘吉尔已快不行了。科科的使命以惨败告终,被舍伦贝格召到柏林。据“流行帽子”行动活着的唯一见证人特奥多尔·莫姆说,当舍伦贝格被判6年监禁(宽大得令人惊愕)后,科科曾经给他寄过邮包,在他刑满释放定居瑞士后,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舍伦贝格被瑞士驱逐,移居意大利的马热潮时,科科还承担他的开支。这是怕他透露事实真相呢,还是出于对私事的忠诚?如果“流行帽子”行动是由德国情报部门实施的,那一定会有档案在,也许会藏在某个湖里捞起的箱子里,或许藏在某个盐矿的地道里。我听见她说过那些卷起衬衫袖口的巴黎青年,她说:

  “他们让我发笑,我是第一个去伦敦的,以前我没钱时总要绕道瑞士先去取钱。后来我想去美国了,我去见了美国领事,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我来取护照。’他要我填一张答问表格,我对他说:‘先生,这些问题您比我自己更清楚。’他说:‘无论怎么说,指纹总得留下。’这一仪式只花了一分钟。”

  说到指纹时,她晃了晃手指。他们使我发笑,真是这样吗?他们还不至于让她感到这样可笑,她自己也有怀疑。她意识到有某种犯罪感。这在她谈起与德国人的关系时的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中可以看出。其实,除了为了使她的侄子帕拉斯提前获释外,她没有向德国人要求什么。萨夏·吉特里生活一贯奢华,出入坐车,吃饭也要去凡尔赛自己的庄园。我想科科也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没有白兰地给施帕茨喝。她在给我看那枚辟邪的小戒指时对我说,她想起在占领时期手上生过冻疮。可以推断当时她的取暖条件很差,也没有足够的脂肪类食物。有人指责她不肯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尤其是没有在由科克托起草的为救助马克斯·雅各布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人们想她也许认为这事与她无关。

  ◎夏奈尔牌香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推出三种香水:Bois desIsles、五号香水和Cuir de Russie。这些香水只在她自己的店里出售(多维尔、康邦街、比亚里兹和县纳)。1924年,拥有贝姿华牌香水的巨富皮埃尔和保罗·韦尔泰梅建议科科开设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以确保这三种香水在法国和世界各地的销售。韦尔泰梅兄弟俩反复说,既然这些都是最好的香水,就得成立公司。皮埃尔是个好色之徒,对科科除了钦佩外,别有一番打算。

  科科以自己香水的产权、配方和制造工艺作为向公司的投资,出任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拥有200股每股500法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股票,占总资本的10%,在国外的分公司中也拥有10%的股份。但是,不久之后科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她把一切都交了出来,而得到的只是10%的利润,她怎么能签这样的合同呢?她只是一棵摇钱树而已。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5年,她请了一位年轻的国际律师(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勒内·德尚布伦。此人曾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4年,不久前刚来香谢丽舍他父亲提供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老德尚布伦是一位将军,也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

  “房租就不用付了,你给我们出些坏主意就行了,”老德尚布伦咕咕地说。

  勒内·德尚布伦现在还保留着当年夏奈尔小姐面对着他的办公桌坐过的一张椅长他把这张椅子当作一件历史见证。夏奈尔是他的第一个顾客,他觉得她长得很美。

  ——您在纽约想必见过皮埃尔·韦尔泰梅先生?

  ——没有见过,小姐。

  ——地欺骗了我。您很年轻,听说您办事很执着。我正要找一个能为我花很多时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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