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24)

二四

　　“我眼中没有德国人。一个木太丑的女人居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真使他们有点不好受。”

　　她乘坐地铁。

　　“地铁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气味难闻。德国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铁里撒玻璃屑。”

　　她对德国人的秩序、纪律十分欣赏。对德国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国人比法国人有教养，”她说，“他们对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的。”

　　她有一位德国情人：丁克拉格男爵。她认识他已经好久了。这位多维尔的马球运动员比快60岁的科科小10岁。里宾特洛甫为了改善人们因为希特勒的大喊大叫和纳粹的暴行而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向巴黎和伦敦派遣了亲善使团，丁克拉格就是其中一员。他曾经使一位极其富有、美貌无比而且百分之百非雅里安血统的巴黎女人对他十分倾心。这个巴黎女人在1940年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了法国。朋友们给男爵起了个绰号：麻雀。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寓所。1918年德国战败，斯巴达克同盟①叫嚷要在柏林点燃红色革命之火，引起了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约国的巨大恐慌。丁克拉格为了保住这套房子，与斯巴达克同盟奋勇作战，时年20岁。这段回忆已经很遥远，男爵已经改变了生活，他变得喜欢舒适，喜欢能安享舒适生活的女人。

　　在巴黎时，丁克拉格在监督纺织品生产的政府部门任职。皮埃尔·巴尔曼对我说，德国人为他们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有许多计划，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柏林变成新欧洲的时装之都。他们为什么要在巴黎从衰退、奴化、受犹太人影响很深的法国人那里寻找灵感呢？当然，巴黎有不少机会主义者赞同这项计划，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一计划出力。但是，如果能把当时乘北方特快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穿梭往来的人的名字找出来，那么人们也许在惊奇之余还会感到一点不愉快。

　　巴尔曼和克里斯汀·迪奥当时都在服装设计师勒隆手下工作。勒隆大战后重新雇用他们时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为法国作出了牺牲。应当挺住才能拯救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装设计师们对削减面料生产根本不予理会，时装展示会像过去一样每年依然举办两次。谈到这点时，巴尔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态。阿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围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尔曼或科科公司看见过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强烈的好斗精神。她深切地意识到夏奈尔公司对法国的重要性。如果关闭公司，离它而去。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祸。但她还是在1939年9月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每月支付给两个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完了，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穷。”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亲笔信中的一封。当然保存在家里。科科有一个小侄女夏奈尔。人们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里埃尔。但科科不为这种亲近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一位当兵的哥哥到她的店里来，她没有接待。科科去世时，她那遥远的，不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师的指使下，关心起她的后继问题来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令人难以猜测。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时从不提他的名字。别人劝她要留点神，谨慎些，她说：他不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们之间用英语说话。施帕获喜欢抽雪茄，经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时喜欢用英语问好。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妇在占领时期是怎样生活的。继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之后，她的这位丁克拉格男爵是一个好享乐的德国人，对俄国十分恐惧。对科科和“麻雀”来说，战争首先使人变得平庸粗俗，而对科科来说，更主要的是加快了她的衰老：她快60岁了。

　　“20岁时，你的容貌出于天生；30岁时，生活塑造了你的容貌；50岁时，你的容貌才是你应得的。”

　　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

　　“女人在30岁时就应当在脸蛋和屁股之间作出选择。”

　　她接着又说：

　　“女人在50岁时对自己的脸蛋负有责任。50岁的人都不年轻了。我对男人们说，你们以为头发脱落了会更美吗？”

　　丁克拉格是不是已经开始脱发了？我的那本《神秘莫测的科科·夏奈尔》一书出版一年多后，负责科科利益的国际律师勒内·德尚布伦（他曾经反好地给我提供过科科的材料）给我看了一封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同行特奥多尔·莫姆刚给他的信。信的内容使我和他一样大为吃惊。德国人给她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向丘吉尔建议同德国人谈判。1943年，科科在希姆莱的特许下去了马德里，她对丘吉尔说：

　　“温斯顿，蠢事已经够多了，血和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应当结束战争了。”

　　她对此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但人们似乎有这样的错觉：科科在战争时期比热衷于批评她的人干得更多。解放时她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些把衬衫袖口卷起的巴黎人……4天前还和德国人在一起，那时他们没有把袖口卷起。”

　　有人给她看了一十丁克拉格的照片：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当然，我认识他已有20年了。

　　——他在哪里？

　　——他是德国人，我想他该在德国。他很有教养，临行时和我告别，说要去德国。

　　她激动地说：

　　“有人对我提及这些事时找都要问：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位英国上校联系？谁给您传达命令？通常，这些问题人们是无法回答的，而我能够回答。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严肃的。英国人很认真。”

　　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人们是不会把会意起麻烦的证件带在身边的。

　　“证件可以以后再要，科科指出，凡是做过重要工作的人都得过证件，人们不能拒绝给他们证件。”

　　她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给我看，也没有谈起她做过的严肃工作的任何细节。在解放时她遇到过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麻烦。人们悄悄地说她花了许多钱摆脱了这些麻烦。还说丘吉尔为她说了好话。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的朋友，也是波萨的常客。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会晤后，丘吉尔返英途经开罗，后来在马德里停留，住在英国大使霍尔·贝利沙官邪，霍尔是科科的朋友。

　　“应当懂得怎样和英国人说话，我懂得。”

　　科科说服了特奥多尔·莫姆。特奥多尔在30年后决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的同行德尚布伦。

　　占领时期特奥多尔·莫姆在法国负责纺织部门的工作。他出生于纺织世家，是一个常常参加大赛的、有经验的骑手。他在巴黎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伙伴丁克拉格男爵，由男爵介绍与夏奈尔小姐相识。他解救了帕拉斯，并且使科科留在北部省的一爿小工厂重新开了工。当然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工厂要有一个厂长。丁克拉格没有为帕拉斯做过什么，他没有权力，也没有提出过权力要求，人们也很理解。

　　特奥多尔·莫姆写道：“人们在想到夏奈尔小姐在刚解放那阵子遇到的麻烦时只会对她更为崇敬。她英雄般的沉默让人想起她的血管里有点贞德的血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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