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30)_虚阁网

三〇

　　他的思考近乎狂乱，得出的结论却既深刻，又简单：人生结果必然走向虚无，人生过程却绝不可受虚无蒙蔽。

　　因此，他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虚无主义者：

　　他怕过什么？那种感情根本不能叫成惧怕或恐惧。那根本不是他十分了然的事情。那可说是一切，也可说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也算不了什么。那种感情就是那样，只需要光明，同时也需要某种纯洁和秩序。有些人生活于光明之中，可又从来感觉不到它，不过他知道，这都是虚无之上加虚无再加虚无。我们的虚无处于虚无之中，你名叫虚无，你的王国是虚无。让我们生活于这种日常的虚无之中，让虚无使我们的虚无成为虚无，我们也就使自己的虚无化为虚无了，虚无不是引我们进入虚无，而是救我们摆脱虚无，真正的虚无。为虚无欢呼吧。到处是虚无，虚无伴随你。

　　他笑了笑，在酒吧间的柜台前站住了，那上面有一架明晃晃的气压式咖啡豆研磨机。

　　“你的名字叫什么？”酒吧间的侍者问道。

　　“虚无。”

　　一架明晃晃的咖啡豆研磨机就打破了虚无主义者的狂想，令他不由得发出自嘲的笑。

　　海明威的虚无虽然走到了虚无主义的边缘，但寻根究底，这是反对世上一切虚无的声嘶力竭的呐喊。他要奋力揭露的是他眼前那个虚伪而怯懦的世界，他想为这个已经失去理想却又不愿正视现实的病态世界提供疗救的药方。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行动！行动是什么？创造生活与享受生活！

　　海明威的虚无哲学就这样通过他那既复杂又简单，既迷乱又清晰的逻辑关系，与他的行动哲学成为了孪生兄弟。

　　《没有女人的男人》在《太阳照常升起》销售了2.5万册的时候问世，不到三个月，它也销了1.5万本。

　　海明威成了批评家的热门话题。他密切关注各种报刊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他对于批评性意见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烦躁和恼怒，但随之就能慢慢冷静了，他发现通过读了这些评论，能使他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个人走独创性的道路不难，但要在这条路上走“好”却不容易。

　　“大师”毕竟不是由自己封的，不论你名气多大。

　　著名女作家弗古尼亚·沃尔夫的意见使海明威触动最大。她在《纽约论坛》报的书刊评论栏上发表文章说：海明威有胆略，直言不讳，写作技巧好，但言词过于咄咄逼人，容易刺痛别人的心，他的才能因此受到约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海明威骂骂咧咧过后，觉得写作再不能随心所欲，追求独创性也并不是一意孤行。沃尔夫的意见同波林如出一辙，看来他追求的那种男性风格还必须有女性的批评来矫正。

　　就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写《永别了，武器》。

　　2.忧患中诞生的明珠

　　名作的产生似乎总是伴随着忧患。海明威也好像非要在忧患之中才能写出名作。他在婚变以后开始写《永别了，武器》，尽管此时他已经与穷日子永远告别，却仍然接连遇到忧心和倒霉的事情。

　　“贵人”确实“多病”，困顿日子一过去，健壮如牛的海明威就闹起病来。开始是喉咙肿痛，他没当一回事，结果导致胸部感染，被迫卧床休息。

　　其间，他的眼睛又受伤。

　　他和哈德莉离婚以后，4岁儿子约翰由他和波林带养。一天晚上，他抱约翰撒尿，约翰迷迷糊糊中双手乱舞，指甲刮破了他的左眼球，这只眼正好是他的好眼，这一来两只眼睛都派不上用场了。接着又闹重感冒，痔疮出血和牙痛。

　　他最担心的是眼睛。约翰的小手虽无缚鸡之力，可眼珠毕竟太娇嫩，球面上留下大概像一片鱼鳞那么宽的伤痕，痛得厉害，好几天连可卡因麻醉药也无济于事。他担心会失明，郑重致信一个瞎了一只眼的朋友请教治疗经验。

　　眼睛治好以后，他想赶在冬天将过，雪将融化之前去滑几天雪。

　　夏季到西班牙看斗牛，冬季到瑞士、奥地利滑雪已成了他多年必不可少的两大户外活动。

　　以往每年滑雪都很开心愉快，可这次倒霉。一些地方的雪已化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他一次滑大坡时，雪橇碰到硬地脱落，他一头栽到只蒙了一层薄雪的坚实的山地上，护镜立时粉碎，鼻子和脸碰得乌青。

　　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滑雪后回到巴黎旅馆养好伤，一天晚上，凌晨两点了，他莫名其妙地想到卫生间去洗澡。进去以后，感到里面很冷，原来换气的天窗打开了，他睡眼惺忪中生出几分恼怒，把天窗绳子哗地一拉，天窗破了，祸从天降。他的右额被一块匕首一般锋利的玻璃刷出一道两寸长的伤口，血流如注。他头部其他地方还遭了许多说不清的打击。

　　波林赶忙叫了几个朋友帮忙送医院。在他眼前发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夜班医生给他缝了九针。

　　后来他的右额上就留下了一道刀疤一样的深痕，配上他那浓密的胡子，粗犷的长相和水手一样的走路姿势，引得不明伤疤来历的人对他无端地产生敬畏。他则像五岁时煞有其事地说自己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降服了一匹烈马一样，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当时的兴致，编了许多为这块“刀疤”增添荣耀的故事。他住进基韦斯特岛的新居时，岛上居民窃窃私议来了一个大海盗，谁也没想到他是个写书的大作家，他也无意于澄清，甚至还自得其乐。

　　他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样崇拜勇气和伤残，而有形的伤残——当然必须是战争和搏击中留下的——正是无形的勇气的永久性标志，也即男子汉标志，硬汉子标志。

　　“勇”与“残”是他早期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共同特征，二者鱼水难分。当他的同时代作家热衷于在“丑”中发掘“美”的时候，他却喜欢在“丑”中发掘“勇”，大而言之，这堪称他在独创性方面的一个追求。

　　他的大儿子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右肩负伤，他很自豪地对人说，他儿子的伤口里至今还可以塞进一个拳头。当然，他说这话时，约翰已经伤好复员。

　　海明威似乎毕生都没有在顽童的天真与壮士的勇猛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文明与野蛮在他的世界里是一碗搅混了的蛋黄和蛋清。而“搅”就是“行动”，就是在意大利追赶炮火，在卢浮宫揣摩名画，在下等酒吧里嚼陈面包，在豪华音乐厅里欣赏名曲；就是在打字机前彻夜打字，在庞鲁洛纳的斗牛场上欢呼；就是钓鱼、打猎、拳击、滑雪和写举世无双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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