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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甘地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但他们最好不要每天到委员会办公的地方集会。如要诉冤,去找他的助手申述。农民们这才一颗石头落了地。委员会在甘地精神的感动下,拟出了一个偏向佃农的调查报告。

  后来一位委员会成员说,甘地总是那么精力充沛地对待调查,总是满怀信心地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力争,总是毫无偏见地对待对手,真是难得。

  在回忆此事的时候,甘地总想起他在三巴朗被传讯到法庭时发表的声明,声明中他曾这样说:“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唤。”

  存在将近一年的“三卡塔”制度终于被废止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头了。甘地本想在这里久住一段时间,多为农民作些建设性工作,多开设一些学校。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上帝不允许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三巴朗斗争,实际上是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斗争。这次斗争是直接针对欧洲种植者所进行的。

  当时,国大党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他们是提拉克、贝桑特夫人和甘地。提拉克以雄辩的口才到处旅行演讲宣传自治运动;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阵地,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真诚的感情和不屈的意志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不过,国大党的这几位领导人物只有甘地最能与广大农民保持联系,同时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了解。

  年内,英国印度殖民大臣张伯伦被撤职,由孟达古接任。国大党当即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詹姆士和印度殖民大臣孟达古请愿,要求支持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先前提出的改革方案。甘地被选为代表团成员,该团成员还有提拉克、真纳、老尼赫鲁(莫提拉尔·尼赫鲁)等。甘地没有参加这个改革方案的起草,但他仍然十分认真地为改革方案作宣传。在他的努力下,古遮拉特数千人联名签字呈递请愿书。

  不久,国大党古遮拉特政治会议在多德拉举行。甘地当选会议主席。甘地当即宣布,每次会议必须进行例行通过效忠决议的做法取消。甘地说:“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谁要责问,就说是我甘地的意见。”

  甘地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活动,无不惦念着他的真理学院。可是在这年的夏天,真理学院却遇到了新的困境。原来,真理学院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突然发生了瘟疫,情况十分严重,如有不慎,便会波及真理学院,孩子们的家长整天为此提心吊胆。甘地开始想通过加强卫生工作来防止瘟疫的侵入,但是小环境再干净,大环境不行还是等于零。于是甘地决定搬迁。校址选择在沙巴玛迭河畔。这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有的只是一片荒野和毒蛇。开始先搭帐篷居住,搭成一个铁皮厨房,生活异常艰苦。而且隔这里不远处就是一座监狱。甘地不无幽默地告诉大家:“举行非暴力抵抗的人进监狱是十分正常的命运,经常看到监狱也不无意义。”这个时期,真理学院成员已发展到40多名,男女老少同舟共济,同吃大锅饭。

  甘地望着那看不到城市、看不到村庄的荒坡,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土地。

  这里还需要交待的是,当甘地离开三巴朗不久的时候,他在那里办起来的六个村子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甘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深为痛心。

  乡村建设性工作的基础原来就这么脆弱。

  第九章 绝食相争

  现在,甘地要集中精力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厂的劳资纠纷了。

  纠纷的起因是由于厂主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争执异常激烈。工厂老板不肯作出任何让步,工人们只有采取罢工的办法进行抗争。

  甘地一接触这里的情况,感到有些微妙。老板曾经与他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也曾经资助过真理学院。但是甘地又感到工人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又想采用私下里运用法律形式仲裁的方法解决这起纠纷。但是老板不同意仲裁的原则。

  于是甘地主张工人们继续罢工。不过甘地在表明这个观点之前向工人的领导者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一是绝不用暴力;二是绝不进行破坏;三是绝不依靠施舍;四是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甘地的要求被工人所接受。甘地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要求生存权利的行动。

  参加罢工的工人成千上万,他们几乎天天举着写有“埃克(保证)”“埃克”和“遵守誓言”的旗帜,在阿赫梅达巴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

  甘地本人则每天在沙巴玛河边一棵大树下与工人领导人开会商量罢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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