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23)_虚阁网

二三

　　他还批评了一些印度知识分子不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像自己也是一个外国人一样。他强调印度自治，鼓励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摆脱贫穷、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同时批评官方挥金如土，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向副王（指总督）效忠，极尽铺张与侈奢，而现在到处是警察，虚张声势，让人感到压抑，使老百姓感到可怕。甘地的讲话使庄严的大会显得有些紧张，甘地假装不知，继续他的演讲。然后，他又针对那些浑身珠光宝气的王公们说：“除非你们摘掉身上所有的珠宝，并说明是受印度同胞的委托代为保管，否则，印度就不可能得到拯救。”很多王公听到这里气恼不已，愤怒地离开会场。大会主席和当时在国大党内极为活跃的贝桑特夫人几次制止甘地讲下去，甘地岂肯听从。结果大会主席怒而起身，拂袖而去。

　　会场一片混乱。

　　沉默了一年的甘地，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讲，有太多太多的感慨要发，有太多太多的思想要宣传，这是他关闸以后的第一次开闸，不吐不快，他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次演讲的大好时机呢？这时的甘地虽然个子又瘦又小，但是胆量已经过人。听的人有什么反应，这不是他的事，离开也罢，反感也罢，愤怒也罢，随你们选择。但是他相信印度需要这样的讲话，民众需要这样的鼓励。

　　当晚，甘地接到通知，警察当局命令他立即离开贝拉勒斯。随后，也主张印度自治的贝桑特夫人公开批评甘地的演讲，整个印度舆论大哗。甘地虽然被赶出贝拉勒斯，但是他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甘地既不渴望战斗也不想谋到领导权。然而确实是命运的安排，无论过去在南非还是今天在印度，这两样东西都使他无法逃脱。虽然他只是在静静地照料着自己的真理学院，但他却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心着印度的前途。他发觉自己已经被卷入印度第一次民众反抗的斗争漩涡。他自称这是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

　　离演讲只隔一个月余，新的斗争便拉开序幕。

　　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基爵士在接受这个议案时声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甘地觉得这是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应该鼓动立即废除这一制度。而这时舆论界也开始行动，赞成立即废除。甘地认为这是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很好题目。1917年2月，玛拉维亚再次要求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遭拒绝。甘地这时已经感到自己不能再坐而视之了，宣传鼓动立即废除契约制度的时机成熟。

　　甘地按照自己定的规矩，以帝国公民协会名义召开一次大会，之前先开执行委员会，拟定一个决议案交大会通过。经过反复商榷，他们决定定于7月31日为政府宣传废除契约制度的最后期限。协会公众大会通过这个方案。

　　贝桑特夫人也以政治家的风范精心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向总督请愿。

　　甘地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德里等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是积极响应。

　　甘地一路独自旅行，一路骚扰不断。

　　罪犯调查局人员一路跟踪他。特务们常以查票为借口找甘地的茬儿。甘地倒是无所谓，他看得多了。只是这里的旅客纷纷不平，痛责特务。他们并不认得大名鼎鼎的甘地，只是把他看作一名沙陀（化缘修行的人）。他们常常指着特务吼道：“你们为什么老是跟这位可怜的沙陀过不去呢？”有一次，由于特务的寻衅，甘地差一点没能上车，这时几个旅客见状，扛起甘地把他小小的身子从窗口塞进去。

　　斗争取得了胜利。还不到7月31日，政府便宣布废除契约制度。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时间转眼到了1917年。

　　这件事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比哈尔省的三巴朗地区。这里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原来三巴朗的佃农按照法律规定，每耕种20卡塔土地，必须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正好有一亩）制。甘地从未到过此地，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有一次一位三巴朗的贫苦农民请求甘地到那里看看农民的悲惨状况。于是年初，甘地便启程前往三巴朗。

　　有位圣人前来调查农民的悲惨遭遇！这个消息很快传至千家万户，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向甘地住地，以目睹圣人为福，并向他诉说苦难。当地种植园主立即表示不满，警察当局命令甘地马上离开此地。甘地不予理睬，结果被传到法庭。谁知这天几千农民没有任何人组织自愿跟在甘地身后涌向法庭。法庭只得保释甘地。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的税务官、县长、警察局长们渐渐了解了甘地，感到他并不是有意冒犯他们个人，而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抵抗。于是甘地所到之处，他们主动派人维护秩序。地方报纸也开始关注此事，对甘地的调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甘地开始着手调查，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与乡民谈话，了解民情、过细取证。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有一次他刚从三等车厢内下车，一群农民就围住他，把他送上一辆马车，然后解开马，要用人力拉他走，以示对他的尊敬。甘地含着热泪，耐心劝说半天才算说通那些热心的农民。

　　甘地一边调查，一边组织志愿人员对当地严重缺乏文化的农民进行基本卫生学的教育并为他们的孩子在六个村子创办学校。这是甘地的一贯主张，一方面在外部反对不公正不平等，一方面又在内部消除愚昧和无知，鼓励大家要敢于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当局对甘地的行动深感无奈。最后只得成立一个包括甘地在内的调查委员会。甘地在当地记录了几千名农民的申述辞。委员会因为由政府宣布成立，当地农民感到焦虑不安，很是信不过。有一天，在培迭亚汇集了一万多名农民请求与圣雄见面，想听听他的看法。甘地便会见了这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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