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41)

四一

　　内维尔·张伯伦秉承父兄的意旨，以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工作。

　　在此后的五年中，他的生活就消磨在这个荒岛上，尝试种植剑麻。荒岛时常遭受大风暴的袭击，他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同时必须同缺乏劳工而引起的困难以及其他种种的障碍进行不断的斗争，只有拿骚城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征。张伯伦对丘氏夫妇说，他坚决要求每年在英国休假三十月。他建造了一个小港口和趸船，以及短短的一段铁路或电车轨道。他采用了一切被认为与土壤相宜的施肥方法；大体上过着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但是，剑麻却没有生长出来！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供应市场的剑麻。经过五年以后，他深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回到伦敦去见他严肃的父亲，而他父亲对于这种结果是绝对不满意的。他虽然很宠爱他的儿子，但对五万英镑巨款忖之东流，也感到痛心。

　　张伯伦娓娓而谈，神情异常兴奋，加以故事本身表现了一种英勇的努力，使丘氏夫妇不胜神往。丘吉尔不禁想道：“可惜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戈德斯堡和慕尼黑会见这位随身携带雨伞、一味追求和平的政治家时，却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在英帝国边远地方开拓荒野的顽强人物！”当他们共进晚餐时，海战仍在进行，事件也继续发生，在喝汤时，有一个军官从下面作战室跑上来报告，说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了。等吃到甜品时，他又上来报告说，我们击沉了第二艘德国潜艇；等到夫人们正要离开餐室时，他第三次上来报告说，又击沉第三艘德国潜艇。一天之内接连三次捷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张伯伦夫人以天真而又含笑的眼光对海军大臣说：“这是不是你故意布置好的？”丘吉尔向她保证，如果下次她再光临，我们一定会获得同样的结果。

　　但是，“晦暗不明”的战争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英国政府企图寻找出路，把对德战争转向对苏战争，也就是想通过某种方式结束对德战争，以便联合德国一同反苏。1939年底，在英国统治集团的唆使下爆发了苏芬战争。伦敦以为转移战争的时机已到。这时，丘吉尔打算在挪威和瑞典发动攻势以阻止瑞典对德国的矿石供应。苏芬战争爆发后，英法政府不仅对芬兰提供了各种援助，而且决定通过挪威和瑞典派遣援军支援芬兰进行反苏战争。

　　这一举动表明，英苏之间的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

　　丘吉尔支持张伯伦向芬兰派遣英法援军的计划。因此，有一段时间他是同意把战争从德国转到苏联身上的。他的这种立场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丘吉尔所高兴的是德国同苏联二虎相争，他不想同张伯伦和其他想转移战争祸水的政府同事分道扬镳。在那段时间，丘吉尔关于苏联的言论同首相的观点实际上并无区别。他完全改变了前些年未进入政府前的对苏态度。很像对苏俄干涉时期和20年代那样，他又重新敌视苏联。

　　埃默里斯·休斯写道：“如果同俄国作战，英国远征军必将在芬兰被歼，英国的不幸将比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更加严重。”泰勒在回忆达达尼尔海峡的情景时也认为：“芬兰举动是新的，甚至是更加惨重的加利波利。”这位英国历史学家继续写道：“远征芬兰的动机压倒明智的分析。在英法已经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挑唆英法同苏俄开战简直是疯人院的主意。这里有更加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把战争引上反布尔什维克的轨道，以便结束甚至忘记抗德战争……现在，唯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结论，就是当时的英法政府丧失了理智。”

　　英国的进步刊物《劳工月刊》于1940年2月写道：“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中沙文主义的和侵略成性的反动势力，不惜一切代价扩大战争，总想用向东方开战的办法打开西方的僵局。在这里，他们同原来的慕尼黑分子携起手来，慕尼黑分子之所以感到卷入抗德战争是犯了错误和违反本意，就是因为他们要组织反苏战争，而且还要以此为基础组织英国领导下的世界反革命战线。”

　　这是对“真正疯人院”反苏阴谋的透彻解释，也是对丘吉尔同企图转移战争的人同流合污这种似乎不好理解的行为的解释。与此同时，《劳工月刊》还召开了工人和社会团体代表会议。与会者声明：“苏联的事业是世界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事业。我们提请工人阶级牢记，在1920年，工人阶级通过宣传和罢工等手段制止了一场反苏战争，现在也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再次制止同一性质的战争。”幸亏芬兰领导层后来领悟到，接受英法预谋的支援，将会给芬兰带来民族灾难。因此，在芬兰军队遭到失败之后，芬兰政府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协议。

　　这样，英国也就避免了因执行转移战争路线必然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1940年初春，张伯伦异想天开地以为英国对德战争的胜利己有保证。他认为在“奇怪的战争”期间，英法两国充分动员了自己的一切资源，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得有利于同盟国，未来的胜利是有把握的。4月4日，星期四，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首相，以异常乐观的精神，在保守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经过七个月的战争，我觉得我对胜利的信心，要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十倍……我觉得在这七个月中，我们与敌人的相对地位，已比先前大大地增强了。

　　“请大家考虑像德国那样一个国家和我们国家在方针上的区别。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已经在备战了。它以狂热的速度，增加它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武装力量；它集中了它的一切资源来生产武器和装备，并建立庞大的物资储备；事实上，它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完全武装的军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却在从事我们的和平事业。不错，我们由于德国所进行的活动，而被迫开始重新建立那些被我们搁置了很久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我们延迟实行——而且继续延迟实行——那些为了把国家纳入战时体制而必需的激烈的措施。

　　“结果是，到了战事实际爆发的时候，德国的种种准备远远超过了我们。

　　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料到，敌人必然会利用它初期的优势，在我们来不及弥补我们的种种缺陷以前，企图压倒我们和法国。但敌人却没有实施这种企图，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吗？姑且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也许希特勒认为他可以不经过战争而逍遥自在地占有他所攫取的一切；也许他的各种准备毕竟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有一点确实是无疑的，即希特勒错过了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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