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30)

三〇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发表了。这个集子出版后，在英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美国驻伦敦大使肯尼迪让他23岁的儿子约翰以《慕尼黑及其后果》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约翰欣然同意这个选题，着手根据父亲的建议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提供的材料撰写论文。他采用丘吉尔的论题，并力求展开论述。文章写成后，父亲很满意，并决定把这篇论文发表出去。约翰·肯尼迪的《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一书在《纽约时报》评论员克罗克的协助下出版，并且很快销售一空。

　　丘吉尔一再强调德国空军的严重威胁。他说，过去“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样的国家了。”1934年英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本国的空军。下院在讨论这些措施的时候，给了丘吉尔重新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说道：“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缚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力已达到英国空军的2/3……到1935年底，即便政府的这些提案付诸实施，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和我们的空军几乎相等。”

　　1934年11月，丘吉尔对国王的答辩词作了一些修正，指出“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丘吉尔说，德国现在已有了一支空军，如果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一年或两年，德国空军的实力将超过我们50％，到1937年就会比我们几乎强一倍。

　　但是，鲍尔温首相不同意丘吉尔的这些预测。他断言：“德国空军的实力决不会像丘吉尔断定的那样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而是相反。照我们的估计，我们两年后仍将有50％的优势。”只过了半年，鲍尔温不得不公开承认丘吉尔的预测是正确的，被迫做了“有名的自我检讨”。他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未来，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鲍尔温承认，这一错误要由政府、首先是由他自己负责。他说：“这不是某一位大臣个人的责任。从总的方面说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但是，英国政府并未改弦更张，而是继续坚持错误的外交政策。

　　如今，丘吉尔同从前一样，在下院只能扮演“后座议员”的角色。他痛苦地忍受这种处境，每当政府内部出现微小变化时，他总是希望能为自己在政府中找个位置。1936年春天，政府打算组建一个新的部来协调各军事部门的活动。当提到是否委任丘吉尔领导这个部的工作时，丘吉尔很想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但是却遭到鲍尔温和张怕伦等人的强烈反对。大多数保守党党员也不大信任他。凯斯·法伊林就此写道：“一些自由党人和中间派人士认为，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方能实行反军国主义政策，如果把新组建的国防协调部交给丘吉尔领导，会使这些人士感到恐慌。吸收丘吉尔参加政府同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背道而驰。此外，一旦鲍尔温隐退，这样岂不又将引起一场由谁继任首相的争执吗？”

　　丘吉尔又重新在写作中寻求安慰。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30年代中期止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部书。丘吉尔已写出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未经任何修改就纳入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卷。不过，他不久又放弃了这部历史书的写作，专心写《英语民族史》。丘吉尔迅速完成了这部内容充实的巨著，但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却拖了好几年。

　　丘吉尔在回忆自己为重返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挫折时写道：“鲍尔温和我一样，想不到他当时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人其后三年政府的不明智政策当中去；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对毫无战争准备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丘吉尔对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丘吉尔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政府的工作，这对他是有利的。

　　1936年3月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了他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所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丘吉尔说：“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丘吉尔说，“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具有极大的引诱力。

　　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勃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根据这些原则，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并且力图称霸欧洲呢？丘吉尔认为，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并不威胁英国。德国则不然，它哪个国家都不怕，“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的领导是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上崩溃……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的唯一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丘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厂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这样，丘吉尔的纲领就成为英国同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德国进行斗争的纲领。丘吉尔比英国许多其他政治家更早认识到30年代德国对英国造成的威胁。他看清了，对英国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希特勒德国己准备好对苏作战，而是它已成了英国的危险敌人。在丘吉尔的心目中，后一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越来越重要。丘吉尔看清了这一情况，说明他比自己同时代的英国其他政治家高明。

　　但是，丘吉尔对鲍尔温一张伯伦政策的抨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其根源在于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反对共产主义。1936年在西班牙发生了法西斯暴动，而后又出现了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当时丘吉尔主张不干涉西班牙事务。英国政府执行的正是这一政策，它不仅适合西班牙佛朗哥集团的利益，而且也适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利益。丘吉尔写道：“我在这次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党，又怎么会赞成他们呢？……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不过问西班牙的事情做得对。”对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仇恨，妨碍丘吉尔看清“不干涉”政策不仅使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事业遭到损害，而且也违背了英国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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