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29)

二九

　　1934年12月，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派去25万军队，次年5月占领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惊恐万状的塞拉西皇帝乘上英国军舰仓皇出逃。

　　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9月18日发动进攻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1932年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同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并要国际联盟承认。翌年，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接着，又逐步向热河省和华北蚕食。1933年1月初，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3月又侵占热河省，并逐步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活动。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

　　1937年7月7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丘吉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尤其是希特勒的上台，德国军国主义的加紧复活，不仅给欧洲的革命运动，给苏联，也给英国的利益带来危险，而且是致命的危险。因此，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当时，各大国对外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苏联提出了普遍裁军的方案，采纳这个方案可以缩小军事威胁，减轻劳动人民沉重的捐税负担。英国政府在当时严重的和平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施展诡计·，它口头上拥护裁军，但又竭力阻挠采纳苏联的建议。英国提出与苏联相对立的方案，其实质是原封不动地保存自己的军队，削减对方的军队。

　　有些英国政治家认为，应该容许德国有“平等的军备”。其实，这正是德国纳粹分子所坚决要求的。丘吉尔明白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什么。1933年4月，他说：“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地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裁军会议失败后，丘吉尔感到被捆住的双手已经放开了，他的奋斗方向已不再是反对可能的裁军，而是争取大力重整英国军事装备。丘吉尔同英国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看法不一样，他正确地肯定了技术装备在20世纪战争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作战时，他在设计、制造和使用坦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今，在30年代，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空军上了。丘吉尔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把德国作为英国军事上的潜在敌人。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同西欧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空军。丘吉尔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极力设法迅速改变英国空军的状况。

　　丘吉尔在下院关于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是最合情理和最成功的。丘吉尔的演说证明，他无论对德国的动向还是对英国军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

　　丘吉尔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却能掌握充分可靠的实际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得出为以后的事态所证实的结论，看来似乎是令人奇怪的。其中有哪些奥秘？原来丘吉尔一直坚持收集有关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的情报。

　　他同陆军部和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保持密切接触。丘吉尔联系面非常广泛，他既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联系，也同柏林的一些人建立了联系。

　　针对国内存在的和平主义，丘吉尔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另一次大战的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我们就要斗争下去，为了能在战争中求生存，即便付诸武力也在所不惜。”早在1931年丘吉尔就在下院的讲坛上向内阁和议会说过：“德国同法国的陆军力量相匹敌，这令人十分遗憾。我要向那些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人们问一句：‘先生们，你们希望战争？’把欧洲重新拖入战争的危险已经来临！”正当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磨刀霍霍之时，英国一些短视的政治家们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在他们的纵容和鼓动之下，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了一项“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决议”。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日本，特别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眼里，深深感到英国已经萎靡不振了。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丘吉尔在下院辩论时说，“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丘吉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仅不加强自己的国防，而且还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吧’。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

　　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

　　‘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虽然下院各位议员都极端注意倾听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严重的战争的考验，但又不能使议会和政府重视这种警告。丘吉尔提出的证据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但是，丘吉尔还是鼓足勇气，冒着被称为“战争贩子”的罪名，大声疾呼，要求政府面对当前的风暴，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加强与盟邦合作，共同行动，制止法西斯侵略，“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这时在丘吉尔的记忆中，记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火车失事而写的几句诗。这是他从前在漫画杂志《笨拙》上读到的，丘吉尔走下讲台后，又默默地背诵这首诗：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因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多好的诗啊！”丘吉尔反复地朗诵着，这不正是对当前形势的生动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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