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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蒙哥马利于1937年5月回伦敦后,是否与利德尔·哈特会过面,不得而知。但他决定利用这两个月的假期和贝蒂驾车邀游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看看朋友。在北方旅游期间,贝蒂的身体似乎比以前更虚弱,更容易疲劳,但她还是如往日一样的欢乐。

  蒙哥马利将于8月5日前往朴次茅斯就任旅长,但他的半月堡式官邸要到9月才能装修完毕。此外,第9步兵旅8月下旬要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野营演习,蒙哥马利要与部队住在一起。因此,从北方返回后,蒙哥马利便让贝蒂和戴维到“新公园”与母亲同住,然后在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让戴维度过剩余的假期。蒙哥马利安排他们到滨海伯纳姆是因为那是贝蒂最亲密的朋友南茜·尼可生的家乡,同时也离索尔兹伯里的营房较近;此外,戴维还可以自己在沙滩上玩,让贝蒂过得悠闲点。

  第9步兵旅辖4个营,隶属于第3师,而第3师则隶属于南方军区。当时的南方军区司令是伯内特一斯图尔特将军。他30年代早期曾在埃及任英军总司令,对蒙哥马利特别赏识。

  蒙哥马利刚上任就着手实施他的前任雷克斯旅长作出的演习计划。雷克斯是训练部队的好手,但他的训练方法与蒙哥马利的完全不同。旅参谋长F·W·辛普森少校记得,蒙哥马利拿起训练计划说:“这计划不行。在一日之内实施3个演习,我看毫无道理。我一共只要4个大演习,每次三天,部队要有3个夜晚在野外,一定要习惯在夜间行动。”于是,辛普森少校赶紧修改演习计划。

  根据演习计划,结束时有一次第9步兵旅对第7步兵旅的对抗演习。演习裁判由师长担任,演习目的是考验双方旅长和他们的参谋的能力,预计有两昼夜在野外。第9旅的任务是夺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座小土冈。第7旅由威廉斯·裴勒特准将指挥,当时驻索尔兹伯里平原,其任务是防守那个地区,并尽可能使进攻者遭受最大的伤亡。

  蒙哥马利让参谋长制定进攻计划。辛普森的计划大体是按照在参谋学院所学的,在正面发起3个佯攻,而将最强有力的攻势放在其中一个的后面。蒙哥马利看过计划后说:“这样根本不行,太正规了。你要给裴勒特来个出其不意。我很了解他,你采取太正规的方法,他会猜得到并设法对付。你如果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去攻击他,就将使他防不胜防。”接着,蒙哥马利说出自己的计划。辛普森觉得部队在进入攻击阵地前可能会被第7旅发现,因此不同意进行翼侧攻击。但蒙哥马利仍然决定就那么办,并说:“我还要采取一些敌人意想不到的行动,我要在敌人以为战斗还未开始时发动攻击。”

  演习计划在第一天午夜开始,但一般人总以为在日出前没有人会真正采取行动。但蒙哥马利却下令:“所有部队在下午喝茶时间到晚上工1点提前睡觉,午夜时分开始行动。”结果,部队第二天进入了一处非常有利的阵地而没有被发觉。

  许多高级军官都很重视这次演习,第二天就有帝国参谋总长、南方军区司令和南方军区的所有高级军官前来观看。

  战斗的进展对第9旅非常顺利。到第二天黑夜快过去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铁屋镇进入十分有利的阵地。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为了防止第7旅偷袭,蒙哥马利煞费苦心地在防御阵地的所有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和哨兵。但敌方似乎并无偷袭的企图。

  次日清晨,蒙哥马利利用已经转好的天气,实施强行军,直扑预定夺占目标。于是,师长下令停止演习。

  这次演习的成功进一步显示了蒙哥马利的作战才能,对其继续晋升是十分重要的。在那年秋季的机密报告中,第3师师长和南部军区司令给予蒙哥马利很高的评价,并且建议提升他为少将。伯内待—斯图尔特司令还特别强调他最适合当师长。

  对蒙哥马利来说,除部队演习外,最重要的就是忙着把那座半月堡式住宅装修好,以便贝蒂迁入。在去爱尔兰“新公园”前,贝蒂已选好他们想在半月堡式官邸中使用的大部分窗帘和地毯材料。在军营生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真正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自己的“新公园”,是他和贝蒂共享的大厦。

  8月下旬,贝蒂带戴维离开“新公园”,来到滨海伯纳姆。一天下午,当贝蒂和戴维在沙滩上玩耍时,贝蒂的脚被虫叮了一下。她说不上是哪一种虫子,因为这种虫子她从未见过。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即把她送进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去叫蒙哥马利。

  当时,大家以为她只是有点感染,比较疼痛,没有危险。蒙哥马利觉得他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的第一次旅演习对他的前途至关重要,不愿提前离开。于是征得贝蒂的同意,打电话给未来儿媳妇的父亲休·特威迪海军上将,问他可否让其女儿乔丝琳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去照顾戴维,直到贝蒂好一点为止。

  乔丝琳的父亲说:“她从来自己住过旅馆!”

  蒙哥马利说:“噢,那她现在正应该去经历一下!”

  安排好后,蒙哥马利便赶回索尔兹伯里平原去了,约翰·卡弗那21岁的未婚妻便来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照顾戴维。

  据乔丝琳说,在其后的两周内,蒙哥马利只回来过一次。贝蒂的腿从表面上看,什么毛病也没有,但里面却痛得厉害。也许,蒙哥马利认为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吃过午饭,他帮戴维收拾好东西,给他换上整洁的衣服,便离去了。乔丝琳认为那是贝蒂要他这样做的。

  在戴维返回学校前,乔丝琳带他去向母亲告别。当时贝蒂在床上痛得翻来覆去说不出话来。戴维带去一枚小小的金剑胸针,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看见母亲不能说话,他便把胸针放在她的床单上,然后回到旅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并让乔丝琳在他走后读给他母亲听。戴维当时不过9岁,但他仿佛已经知道,那实际上是永别了。

  乔丝琳一直呆在那里,等贝蒂的表妹凯蒂·霍巴特来接替她。凯蒂来后,乔丝琳继续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贝蒂的病时好时坏,她苦苦地和命运抗争,没有请其他任何人来照顾她,也不让别人去看她。

  蒙哥马利几次计划把贝蒂送回朴次茅斯,但都不得不改期,因为她的状况太糟,经不住途中的颠簸和劳累,医生禁止那样做。

  贝蒂的病情不断恶化,越来越痛。实在痛得太厉害了,就给她注射镇痛剂。贝蒂的神志开始昏迷,有时处于病危状态。蒙哥马利经常深夜被叫去,驾车往返滨海伯纳姆200多英里。毒素沿着贝蒂的腿慢慢向上蔓延。有一天,医生们断定,唯一的希望是截肢。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截肢之后,病情并未好转,毒素继续蔓延,最后影响到肺部,已经无法阻止病毒的蔓延。亲人们束手无策,医生们尽了一切可能,护士们也是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她病入膏盲。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怀中逝去。在她病痛期间,蒙哥马利经常为她诵读,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最后一次是在她临终前几分钟,读的是赞美诗第23首。

  英国的死亡法律规定,尸体埋葬前要进行解剖和验尸。贝蒂的验尸记录上写的是“败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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