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21)

二一

　　可是，当这位新上校开始讲课时，大家那点怨气便消失了。蒙哥马利开始被派去作二年级的首席教官，但院长盖伊·威廉斯觉得蒙哥马利的优长在作战和训练方面，于是改派他为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一年级的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职责。

　　蒙哥马利的讲课方法独树一帜。他带着笔记本走进教室，先在自己的桌子上看三四分钟的笔记，大家静静地坐着等他。然后，他走到讲台前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他又走回自己的桌子研究三四分钟笔记，再回到讲台一口气讲十多分钟，表达清晰、流利，十分精彩，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蒙哥马利对那些他认为是“废物”的学生毫不留情。例如，他有一次在二个学生的试卷上批示：“一大进步——蹩脚到家。”但他对那些他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却煞费苦心，鼎力相助。例如，在埃及的沙漠中演习时曾担任他的旅参谋长的弗朗西斯·德·甘冈足智多谋，被人称为“智多星”。蒙哥马利特别赏识他的发展潜力，一直极力帮助他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1934年，德·甘冈终于获准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于是写信向蒙哥马利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以他特有的口气说道：“对那些不走正道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位的人，我是不愿意帮助他们的。这只会把一个人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都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你在坎伯利应该于得很好。”蒙哥马利对德·甘冈的提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报偿——德·甘冈成了他最得力的参谋长。

　　布赖恩·蒙哥马利和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中都觉得，在奎达参谋学院这个时期，蒙哥马利的战术观念已经完全成熟。这倒不是说他的战术观念新颖惊人，而是说他的战术观念绝对清晰和完整。虽然战术的分支课程是由一般教官担任的，但就整个战术教学而言，则完全是按首席教官的思路进行的。沃德将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感到，能听蒙哥马利那种学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十分荣幸的。后来我们个人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发展，都有赖于蒙哥马利的教导和他的战术原则。我认为，一般人对利德尔·哈特的评价都过高。一般人都迷信机动能力。当然，你如果有机动能力，自然不错，但往往并非如此，你在战场上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想要剥夺你的机动能力的敌人打败，而教我们怎样去打败敌人的正是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与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相处得十分融洽。院长对自己的首席教官推崇备至，不到一年时间，即1935年4月，他便在写给陆军部的机密报告中说，伯纳德·蒙哥马利博览群书，富有作战经验，具有坚强的性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是位优秀的训练人才和颇有说服力的教官，因此推荐他“早日担任常备部队的旅长或晋升准将参谋”。

　　威廉斯的报告与陆军部日益增多的对蒙哥马利的评核材料大体一致。5月8日，陆军部人事评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旦有缺，即任命蒙哥马利为常备军步兵旅旅长。

　　这消息传到蒙哥马利耳朵里时，一定使他信心大增。可是，他不敢高兴得太早，如果他当首席教官期满时仍无空缺，他的前途便不容乐观。

　　在奎达，蒙哥马利的帽子也是一大趣闻。学生们全都戴孟买常礼帽，而他却戴一顶陈旧的白色遮阳帽，大家都叫它“站长帽”。“站长帽”很不时髦，但却大受学生欢迎，因为每次演习，你总可以看见蒙哥马利在什么地方（奎达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你可以看见那顶白色遮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后来，有人问他：“长官，你为什么喜欢戴那顶白色遮阳帽，它太不时髦了，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他回答说：“哎，人都喜欢戴特别的帽子，帽子是他们的性格的标志。丘吉尔老是喜欢戴特别的帽子，我也是！”当时丘吉尔相当消沉，蒙哥马利却与他相比，是很不寻常的。

　　1935年2月，蒙哥马利对一年级新生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请我去吃晚餐，但是，我不会去，因为你们一共30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吃晚餐，你们全体都要到我家里来。”自然，学生们后来都去了。一位年轻军官记得：“贝蒂的肤色黝黑，身高和年龄同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愉快，笑口常开。她的衣着朴实无华，不特别显眼，但却令人看着舒服。她有相当好的教养和天赋，是位水平很高的油画和水彩画画家，也是小有名气的雕塑家。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相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当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演习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蒙哥马利和男士们到野外去演习当丘八，请跟我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蒙哥马利喜欢这一套，他们彼此相爱，毫不隐瞒。”

　　1935年5月31日，奎达发生大地震。一夜之间，死亡约3万人。这场灾害比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见过的任何屠杀都更为可怕。为了防止霍乱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驻军司令下令用铁丝网把全城围起来，实行封锁。奎达参谋学院位于层层岩石之上，在地震中幸免浩劫。两天后，奎达河谷又震了一次，学院的大钟响了17下。为了预防万一，贝蒂带着戴维回伦敦去了。

　　奎达的地震使蒙哥马利和贝蒂分离了8个月。1936年1月，贝蒂把戴维安排在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后，又回到奎达，与丈夫生活在一起。贝蒂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对丈夫百依百顺的人。事实上，贝蒂在蒙哥马利面前总能够随心所欲。例如，蒙哥马利说，你今天下午不可到那里去。她却说，哦，我的确要去啊。结果，她去了，蒙哥马利很有雅量，不但容忍了，而且还很愉快。贝蒂是位骄傲而坚强的女性，蒙哥马利不仅钟爱她，而且敬重她。

　　在奎达期间，贝蒂画了许多油画和水彩画。当她在1935年和1936年返回伦敦时，她把许多画赠送给友人。托奇·巴克准将便是那些友人之一。他回忆说：“1935年，贝蒂在回伦敦前，把她所绘的画统统挂在她的画室里，邀请她的朋友，也包括我和我的太太去看，然后说：‘请各位挑选，喜欢的就拿去。’蒙哥马利便对我说：‘哦，对啦，托奇，我告诉你应该挑哪张。’我说：‘不，不，我要自己挑选。’但蒙哥马利很固执，说：‘不，不，我带你去看。’他把我带到一幅画有花和彩虹的画前面，说：‘就是这张！’我抗议说：‘不，不，我自己挑挑看。’于是我到处转，到处挑，自然，我挑选了他推荐的那幅，那确实是最好的！”

　　1937年2月20日，陆军部致电蒙哥马利说，在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长在本年8月5日出缺，准备派他接任。3月3日，蒙哥马利回电表示愿意接受，从接任新职务起，蒙哥马利将晋升准将，但从6月29日他的现职终止时起，他将被减至半薪。

　　1937年5月22日，蒙哥马利在返回朴次茅斯去接任第9步兵旅旅长的途中，写信给利德尔·哈特说，他希望在伦敦与他见面，讨论有关野战部队等问题。

　　蒙哥马利在与利德尔·哈特的通信联系中断7年之后，再次给他写信，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利德尔·哈特已成为新任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一贝利沙的私人顾问，实际上成为最高军事当局的幕后力量。哈特从未在战场上担任过陆军中尉以上的职务，但他现在不仅能影响霍尔—贝利沙对一般军事的态度，而且能影响他对高级军官的任免。多年从事军事新闻工作而感到抑郁不得志的哈特肆意运用他的影响力，竟说服霍尔一贝利沙撵走帝国参谋总长，而委派仅指挥过旅级部队的戈特去占据那个职位。虽然戈特对军事史下过很大功夫，但他缺乏将帅的经验和气魄。如果按正常程序晋升，他能否升到师级职务都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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