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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但是,蒙巴顿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只要掌握足够的工程部队来开辟道路和加固桥梁,就能够保持作战的不间断性。同时认为,恰恰是要利用敌我双方对雨季不宜进行作战的一般估计,使进攻能够具有突然性,而这种突然性则又会弥补雨季作战给己方造成的麻烦。早在离开伦敦之前,他已经要求专家们研制适合这种策略需要的特别装备了。从开罗回来以后,蒙巴顿视察了斯利姆的指挥部,坦率地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今后无论在任何气候下都能作战。斯利姆对此感到振奋,其他军官们则感到根本不可能。斯利姆的直接上级——地面部队总指挥官吉法德将军在听到这些话之后认为,蒙巴顿只不过是一通吹牛而已,因为他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印缅地区雨季的可怕。然而,蒙巴顿还是坚持让部队做好雨季作战的精神和物资上的准备。结果,在8个月以后的1944年的雨季里,斯利姆在印度的英帕尔无情地重创了日军,从而证明了吉法德的看法并不正确。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担任计划部门负责人的布赖恩·基明斯评论道:蒙巴顿在雨季作战的决定“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遇到了许多相反的意见,它却是在这一地区击败日本军队的一个主要原因。”

  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是蒙巴顿这段时间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主要课题。

  早在1921年蒙巴顿与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就给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民众群情激昂,学生纷纷造反,当地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战争爆发以后,印度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卷了进来,但是又不想为任务一方发挥作用。印度的主要政党——国大党谴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印度对于“英国的战争”不予合作,并深受日本关于“驱逐白种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之宣传的蛊惑。1942年8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大会,通过“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全面展开了不服从运动。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逮捕国大党全部领袖和积极分子4万多人,印度陷入一片混乱局面。与此同时,原国大党中的激进分子苏布拉斯·钱德拉·鲍斯组织的印度国民军,公开与日本驻缅军合作,共同对付英国军队。鲍斯所属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还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方答应今后由日军攻占的印度领土,将交由他的“解放地区行政委员”来掌管。

  蒙巴顿清楚,他的战区在人力和物资方面要依赖于南亚次大陆,这里是他的后方。印度,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王冠上的“珍珠”,在是否允许它独立的重大问题上,他无权决定。再说,战争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也不适宜。但是,他现时能做的是,至少要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他需要中国人的帮助。蒙巴顿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他知道在安抚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时,中国人说话的地位要比英国人自己有利的多,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境况几乎差不多。

  他请中国驻印机构的人员在各城市散发宣传品,宣传品中称:“为了打倒人类公敌日本强盗,为了争取各民族共同胜利起见,我们必须并肩作战。要对世界各民族的安危祸福,视为一体;对世界正义自由之保障,更引为己任。现在,全世界阵线分明,一为德意日侵略集团,一为中英美苏联和全世界各族的反侵略集团,所以这一次战争为光明与黑暗之战,自由与奴役之战,正义与残暴之战!”并指出:“我们必须粉碎日寇一切无耻宣传,日本已发动了这妄欲奴役人类的不义之战,却还公然欺骗我们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南进是为了驱逐白种人,解放亚洲各民族’。这是何等卑劣无耻之班语,中国人不是亚洲人吗?他们何以要处心积虑以侵略中国?要知道,在日本的心目中,亚洲根本不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是它所独有私占的亚洲,不仅白种人应退出,非日本的亚洲人,都应该做它的奴隶牛马!日本为了实现它那大亚洲新秩序,竭尽方法,挑拨离间我们各民族间的感情和意志,望欲拆散我们反侵略阵线的伟大集团,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一切无耻宣传,勿受其愚弄而为虎作怅,巩固我们严整的抗战阵容。”

  相同内容的话,由中国人说出来效果很大,印度人相信:同样遭受过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不会欺骗他们。因而蒙巴顿多次感谢中国驻印机构的宣传工作,并承诺在资金和物资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蒙巴顿还觉得应当办些实事使印度人感到满意,起码要改善一下英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掠夺者形象。1943年下半年印度自然灾害频繁,蒙巴顿认为,大规模的救援计划对于这里迫在眉睫的赈灾工作是非常必需的。

  可是,他却感到由于丘吉尔首相的顽固态度,难于把这种紧迫感传达给白厅。因为丘吉尔认为给印度提供粮食,只不过表明了某些英国人对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绥靖伎俩”而已,是对那些人闹独立的鼓励。至1944年初,印度的饥荒已发展到危急程度。蒙巴顿致电伦敦:“除非立即制订进口小麦计划,否则,他将被迫把军用船只用于运送小麦。”这一威胁果然奏效,伦敦的决策者们只好同意派船抢运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去援救印度的灾民。他在这件事上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战后不久蒙巴顿之所以能出任印度总督,也与这一好感不无关系。

  蒙巴顿缓和英国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目的是为了他的作战需要。尽管总的说来他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的,但有时也遇到过麻烦。例如,当他提出要印度企业界把每月的降落伞产量从3.5万个增加到20万个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做将会占用民用市场的布匹。有人甚至怀疑说:“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未曾表达的或隐或暗的想法,即在战后使印度成为英国产品的市场。”蒙巴顿生怕引起新的纠纷,只好作罢。

  在阿萨姆铁路问题上,蒙巴顿也遇到过声称代表印度人利益的当地殖民政府的抵制,但是这一次他取得了胜利。通往印度利多的铁路是以前驻缅英军及通过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这条铁路原本是为制茶业设计的,每天可以运送600吨茶叶,到1943年底时,它在印度的路段已每天提高到2800吨运量,但蒙巴顿需要它在此基础上再提高3倍。当地政府反对如此大规模地提高运量,理由是一旦战争结束后,这条铁路这样大的运输量会引起本地区的通货膨胀。蒙巴顿请求伦敦直接干预,首相这次帮了他的忙,以军事需要的名义命令当地殖民政府接受蒙巴顿的要求。于是在美国工程师的协助改造下,这条铁路的“每日运输量很快达到8000吨,即使在最恶劣的天气下,也不会低于6000吨”。

  到了1944年的初春,蒙巴顿和他属下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和日军作战的准备。但是,由于他此前制定的几个主动进攻的作战计划被抛弃,只好排兵布阵等待着对方首先进攻,这也正是蒙巴顿所期待的。恰好此时,1944年2月上旬日军向着开发起了进攻,蒙巴顿数月的辛劳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欲知英军能否抵挡得住日军的这次攻击,且看下章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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