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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经过一番调和与努力,蒙巴顿的屁股总算坐稳了,开始着手设想重新夺取缅甸的具体计划。

  蒙巴顿在魁北克会议期间得知他将被派往东南亚时以为:“他们让我去那里,会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他抵达德里接见第14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时还吹嘘说:“我们得到了许多船只,印度和锡兰的港口都快容纳不下了!”目的是给这位战区一线指挥官鼓劲。起初,确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和英国舰船停泊在那里,蒙巴顿一厢情愿地以为它们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开来的,其实这些舰船的真正用途是什么,华盛顿和伦敦正在争吵中。

  做为一位来自海军的将领,除海战外,若干年来蒙巴顿所潜心钻研并熟悉的是在两栖作战方面。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专长和本来的设想去完成任务,这些舰船是必不可少的。蒙巴顿认为,只有通过海上进攻和登陆才能击败日本人。除此之外的选择是在缅甸的丛林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那却不是英国人的专长,打起来也不会占上风。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过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决策者们衷心地赞成,也认为以两栖登陆进攻的作战模式,重新夺取缅甸南部以及仰光“将是付出巨大努力后的一次有规模的战略成功,……占领仰光之前占领新加坡是使用海空军力量的完全正确的作法。它将振奋东方世界,也将对日本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而在使东方,还有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感到振奋这一点上,蒙巴顿则想得更多:在缅北的深山密林里,无论怎样苦战和取得多么大的战果,除了中国之外恐怕也不会引起什么国家的舆论反响,而在浩瀚的海洋上实施两栖作战,一举拿下新加坡、占领缅甸首都,便会一鸣惊人。正像对他有所了解的史迪威说的那样:这个还稚嫩的年轻人,爱出风头。

  然而,争执发生了。美国的埃弗雷特·休斯将军在日记中写道:“缅甸的事情有点儿南辕北辙。英国人想先去新加坡,美国人要先去援助中国。”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会妨碍打通陆路援华运输线的计划,美国无意提供帮助。由于美国人将提供大规模海上作战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因此,没有美国的首肯蒙巴顿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询问过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断然否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有同意他那种设想的可能性。实际上史迪威本人于同年11月回华盛顿汇报工作时,曾被问及对蒙巴顿的两栖作战计划持何意见,史迪威回答:“除了批评以外,不值得一提。”应当说,史迪威将军对中国怀有真诚友好的感情,做为美国派驻中国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他只会支持能够明显地减轻中国方面压力的行动,即:在缅北、起码首先在滇缅边境地区彻底肃清日本军队,恢复中国通过那里至印度的陆路国际交通线。

  面对美国人的反对,丘吉尔不得不表示让步,他承认在对日作战中“英国应谦逊地把自己看作是小伙计”。这样,蒙巴顿雄心勃勃想要一鸣惊人的计划,必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面临夭诉的厄运。况且他从伦敦白厅那里得到的支持,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坚决。参谋长委员会赞赏他的观点,但在权衡东西方战场地位时,自然认为应当优先考虑欧洲的需要。特别是布鲁克,则明确反对首相把地中海地区的舰船抽光去“支持蒙巴顿的两栖冒险”。

  早在离开伦敦之前,蒙巴顿就已经知道,分配给他的登陆艇将被挪用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战斗。经过提出抗议,它们才被勉强地重新分配回来,但在印度港口驻泊不久便又被拖回了欧洲。的确,他与美国军政要员的关系不错,丘吉尔之所以冲破阻力任命他,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方面对他的良好印象。然而感情并不能取代战略利益和原则,特别是美国在中缅战区的全权代表史迪威,动辄以华盛顿的名义,将任何与打开中国通道没有直接关系的计划均予毫不迟疑的否定。

  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经讲过,“……对英国人来说,放弃一百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重要。”他之所以不得不关注缅甸战事,是因为担忧日本力量在那里巩固后会西进印度,除此之外他是无所谓的,更不想“为中国人看守缅甸的大门”。丘吉尔是以夺取苏门答腊为目标的“毛瑟枪”行动的热心支持者。他佯称,夺取苏门答腊之后,就会对驻缅甸的日军形成侧翼包围,并可以进攻新加坡——丘吉尔将此称之为印度洋的“火炬”行动。用美国人的话说,即英国人在欧洲自私的“巴尔干战略”在远东的翻版。

  总之,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离中国愈远愈好的那些南洋群岛和半岛。蒙巴顿说他“曾经,现在仍然对这样的行动极为热心”。但是,他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到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比目前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当他从重庆返回后指示参谋人员按首相意图拟订具体计划时,才发现了这一点。好在恰巧伦敦又发来了电报,说由于从欧洲和其他地方抽不出部队和物资提供给东南亚,指示暂时冻结这次行动。蒙巴顿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也没有抱怨什么,他把“毛瑟枪”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寻找适合他的部队作战的新目标。

  同年11月,为了研究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问题,并规划战后秩序,美英决定在埃及开罗召开盟国首脑会议,同时指令蒙巴顿等几个战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而此时蒙巴顿新的目标——实施“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也找到了。正是:上任数月忙协调,携带新案赴开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开罗会议

  丘氏自私又傲慢,盟国战略制定难;
  作战计划屡遭弃,利益不同颇麻烦。

  话说1943年11月23日至27日盟国召开的开罗会议,事先在是否邀请蒋介石参加的问题上美英首脑还有一番争执。丘吉尔以顽固的殖民主义者的眼光瞧不起中国人,反对让中国领导人参加。而罗斯福总统决心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块基石之一”,并想使几亿中国人战后居于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一边,因此极力劝说英国最终同意,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议。

  另一方面,从这年秋季开始,侵华日军发动了著名的常德战役,试图一举占领华中华南,打通京广线。接着,又增兵30余万,北逼陕西潼关,兵临黄河风陵渡,南下广西全城江,西进宜昌沙市,对重庆政府形成三面夹击的战略态势,使中国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根据情报,东京大本营已经将未来战役命名为“1号作战”,旨在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和迫降重庆政府。重庆一片惊慌。国民党人何去何从将对亚洲局势乃至整个太平洋战场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坚定重庆方面的抗战决心,并协调亚洲盟军的战略行动,罗斯福认为也有必要邀请蒋介石参加盟国巨头会议,以示尊重和厚爱。

  不过,那位身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同志怀着对中国独裁者的深刻鄙视,则坚决不肯同蒋委员长坐在一起开会。同时,因苏联尚未对日本宣战,他也不便参加这次会议。罗斯福总统只好委曲求全,将原定的四巨头会晤分成两处:先在埃及的开罗讨论对日作战(美英中会议),然后在伊朗的德黑兰讨论对德作战(美英苏会议)。并于11月27日开罗会议一结束,蒋介石取道中东返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冒着风沙和敌机截击的危险飞往1000英里外的伊朗首都,去会晤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执政者斯大林。历史上也就有了紧接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这里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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