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巴顿(36)_虚阁网

三六

　　尽管蒋介石同意史迪威留任的因素很多，但在蒙巴顿与蒋的这次会见中，蒙巴顿巧妙地把握住时机替史迪威说项，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和结识蒙巴顿，总要给这个融洽的客人点儿面子。就这件事，蒙巴顿后来向丘吉尔报告说：“虽然我也感觉到史迪威将军是一位难于共事的人，但我却很高兴地看到他没有在我抵达这里时被解职。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肯定，这里的美国部队将会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蒙巴顿给蒋介石夫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蒋介石在不久以后给英王乔治八世的复函中，称蒙巴顿是“我的亲密而伟大的朋友”，并说，他们之间已就在抗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也从白宫热情地写信给蒙巴顿，说他已经详细地得知了会见的情况，“两年以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和缅甸方面的人事问题怀有信心，这使我激动不已——这主要地应归功于你本人。”因为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做为他手下的典型美军将领之一的史迪威，或许是个出色的军人，但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跟蒙巴顿相比简直望尘莫及。那个经常给他惹麻烦的史迪威，这次多亏了蒙巴顿替他暂时缓解了与蒋的矛盾，做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罗斯福自然要对蒙巴顿表示感谢。

　　当然，通过接触蒙巴顿对蒋介石的气质也很钦佩：“他非常吸引人——在我见到过的中国人中，他是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对于宋美龄女士，蒙巴顿更是倍加赞赏，“她体态窈窕，腿部和双脚美得令人难以想象”。当蒙巴顿说到今后将大大地仰仗她的帮助时，宋女士答道：“如果她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的话，那就是她对人们的特点判断准确。她已经决定做我的坚定朋友。”在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时，“应该说，我对蒋介石夫妇怀有一种真正的感情和敬意。我相信这是一种报答。我在返回之后被告之，蒋介石曾不断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要求保证我安全返回。”这令他十分感动。

　　其实，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这也正是蒙巴顿此行的主要目的——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蒋介石要求蒙巴顿监管好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并保证每月通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线”运抵中国的物资不少于一万吨。蒙巴顿未置可否地回答说，由于缅甸的战事，供应不足有时将不可避免，但是从长远来看，重新开放陆上通道将使中国获益。言外之意，为了集中精力扭转缅甸的战局，他不能保证绝对有把握地实现中国方面的要求，只不过话说的婉转些罢了。

　　“我相信你。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蒋介石被对方的乖巧言辞所迷惑，表示了对蒙巴顿的信赖。实际上，从蒙巴顿后来的行动证明，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蒋介石还同意由蒙巴顿指挥暹罗湾和印度支那的秘密作战，还答应驻在缅北的中国军队可以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不过，印度支那并不属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管辖之内，蒋介石也从来未肯放弃过任何一支部队的指挥权，史迪威的去留’风波就是明显的一例。所以，他对蒙巴顿的许诺也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受各自不同利益所决定，他们的相互融洽和好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正像一贯谨慎的波纳尔见到蒙巴顿出访归来后喜形于色的样子所评价的那样：“我希望他这种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指望他对东方人的判断力能比我强。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蒙巴顿比韦维尔两年前在相同情况下干得要好，但是我担心他的热情使他有些忘乎所以。”

　　就是那个他为之说项过的史迪威，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维持几个月。史迪威在1944年1月时这样写道：“（蒙巴顿）这个所谓有魅力的家伙不过如此。我开始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部属。机构臃肿，不停地说教，就是不愿意作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迪威在日记中的用词也越来越尖刻了。在他的笔下，蒙巴顿“是一个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欢出风头”，“尿壶”。他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怀疑并担忧英国将以美国为代价去寻求自己在东方的殖民利益，说自己“每当看见这个英国佬时，我就更仇视他们”，“这些混帐伪君子干方百计要切断我们的喉咙。一群猪猡。”但是，在和蒙巴顿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史迪威却总是若无其事，甚至态度友善。虽然蒙巴顿发觉跟他越来越难于共事，但却不了解在他脾气乖戾的外表下明显增长的仇恨。只是当蒙巴顿后来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才反唇相讥，声称史迪威心胸狭窄，尖酸刻薄，带有贫民出身的军人那种自以为是和玩弄权术的坏毛病。

　　从重庆访问归来后，蒙巴顿继续考虑他行使职权的方式问题。这个在韦维尔原指挥机构基础上组建的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本身，以及不同人员之间权力和责任分配方面的争执，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有时竟使外人怀疑他们的主要对手不是日本军队，而是内部的分歧和争吵。用一句话来说，“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人准确地——有时甚至是没有人接近准确地——知道它的最高司令官的职权，或应如何行使职权。”尽管对蒙巴顿本人，人们能够知晓他的工作作风和好恶什么。

　　战区最高司令官一般认为可以有两种模式，即欧洲战区的艾森豪威尔式和太平洋战区的麦克阿瑟式。艾森豪威尔的作法是，他行事时应对英美两国的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而不是像麦克阿瑟那样，除了重大的战略问题以外，只对一国（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高司令官应有3名半独立的下属司令官，每一位司令官都应有自己的参谋班子。他们可以作为某个委员会的主席，也可以实际担任部队指挥官的职务。而麦克阿瑟则认为，部队指挥官应由统一的联合参谋部门领导。

　　艾森豪威尔那样做有他的道理，因为在欧洲战区范围内，除了美军外，英国也有旗鼓相当的实力，甚至在数量上还比该战区美国部队要多。而在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区，除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些许部队外，几乎完全是由美军支撑局面的，所以他的作法和方式也有其理由。东南亚战区很特殊，这里有英国、美国和中国的部队，还有当地原来各个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部队，况且英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地位。尤其与欧洲和太平洋战区不同的是，在这块战前殖民地或半独立地区作战，几个盟友之间各自挟带的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特点，勿庸讳言是比较突出的。其中，重庆国民政府和伦敦之间尤为互相猜疑。

　　蒙巴顿本来想按照艾森豪威尔方式工作，但是伦敦总部坚持要他采用麦克阿瑟方式，并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我不可能逃避这一责任而必须执行伦敦的指令。”蒙巴顿告诉他的海军指挥官萨默维尔，“另一方面,我看到了将成为独裁者的危险”。不过，按照他个人的主见，至少还是要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国防性的、把最高司令部的利益放在高于本国和本兵种利益之上的工作班子。完全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成功得多，也比其他指挥官所能做到的要成功得多。为了使自己成为各路盟军合作的象征，蒙巴顿在座车的两侧，漆印上他名下指挥的各国军队的旗帜；司令部中的各个机构分别由富有经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负责，尽管中国军官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以外，但也有一些中下级军官被蒙巴顿邀请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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