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61)

六一

　　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性生活对日本军人来说是绝对的需要，越是第一线部队越需要。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是在1939年，但是在冈村的建议和争取下，第11军在武汉会战中便提前列编了，“现在我麾下的几乎各个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慰安妇们在第互互军里享受允许着军装的“待遇”，随各单位后勤机关行动，每到一地立即设营以肉体“慰劳”作战部队官兵。

　　效果怎样呢？一些部队有所收敛。冈村承认：“但像第6师团那样的部队，虽有‘慰安妇’同行，奸淫仍未绝迹。”

　　武汉作战初期，日军慰安妇粥少僧多，还满足不了官兵们的需要，强暴中国妇女的事件屡屡发生。由于冈村断言“在战场上，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所以经他的默许，“有不少事例用调解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调解金各地统一为15日元”。在他看来，其部下的禽兽们施暴于中国良家妇女，似乎是花钱逛妓院。不过，比起日军在南京作恶时先奸后杀的通常做法，还算是对受害者“开恩”了。

　　旧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赤贫。日军一般官兵在中国老百姓家里掠不走什么值钱的物件，即使抢到点细软，从战地寄送回国内家中也颇费周折，所以唯有对人下手，肆意杀人强奸。武汉会战后期，冈村愈来愈意识到日军的暴行已直接影响了军事行动，便想用点儿硬的手段来约束一下官兵。

　　1938年10月10日，南浔线战事未了，冈村接到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称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宰吃耕牛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20件，而未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冈村接的另一份报告称“我军为攻占武汉紧急修筑的陆军飞行基地跑道工程，由长江对岸小池口附近的一位村长承包。因士兵轮奸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施工停顿，煞费苦心征集的当地民工一哄而散，一人未剩”。

　　他对部属官兵如此不知大局“大失所望，因为这类事件直接给作战带来重大损害”。

　　由于小池口机场跑道能否尽快修筑，与攻入武汉关系甚大，冈村便派军司令部人员“直接过江视察现场，对居民进行安抚慰问”，并亲自参与对事件的处理：

　　“当时，五十岚宪兵队长前来报告，他以平淡口吻讲了以下意见：调查小池口上等兵等3名轮奸事件时，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诉。在座的军法务部长也陈述了相同意见。”

　　冈村宁次似乎倒比两个“执法者”明白些：“对他们的意见，我严厉斥责说：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能不深加考虑。我们出兵不是称圣战吗？！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应当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来亲自控告？宪兵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后严惩所有罪犯。”

　　那几个兽兵在作战的节骨眼儿上妨碍了大局，惹恼了军司令官，自然没得好果子吃。这件事过后，冈村称“我痛感必须设立战区强奸罪法。当时陆军刑法规定，强奸案诉讼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样，必须受害人亲自告发方予受理，我认为这是根本性错误，应予修改。1940年我返回国内时，向阿南陆军次官提出我的意见，正义的阿南次官当即同意修改。其后历时两年，终于在1942年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

　　一纸律令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了日本侵略军官兵的禽兽行为呢？中国人民和其他遭受过日军蹂躏的国家人民心里最清楚。

　　不过，冈村率领下的部队进入武汉城，倒的确没有再现一次南京惨案那样的暴行。由于这次还是那个第6师团打先锋，入城前他找师团长稻叶研究方案，决定让该师团军风纪“最好的”都城联队进入市区，其余全部不许入城。接着，他召集各部队长会议，训示道：“……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等；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云云。

　　为了减轻中国民众的激愤情绪，冈村又向各部队提出了“不要大事庆祝武汉入城式”的意见。

　　相比较而言，日军这次打入武汉比攻占南京花费的时间长得多、伤亡也大得多，因为在南京及其周围双方并未进行过多大的战斗。而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是真下了本钱的，4个多月令日军死伤数万人，它要大规模报复一下似乎比占南京时更有“理由”。冈村称，“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根据我军攻占南京时的行为，似乎已想到攻占武汉后可能发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军纪律严明，因此，民心大体安定”。冈村明白：松井石根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本皇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如果日军一再制造大案，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日。另外，从军事上说，对武汉也不能破坏太甚。外围战的极大消耗和国内调兵的捉襟见肘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日军今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国军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

　　但是，侵略军官兵为非作歹已形成习惯，武汉城内外日军制造的大小暴行仍不断发生。还以日军“第一大军纪问题”奸淫来说，据《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一书载：“日军到了武汉，便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和已烧成二分之一的六合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抢掠的我国女同胞，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区，在这些淫窝中惨遭蹂躏……”

　　冈村在其日记里也承认，“爱民方针实现起来颇感困难”。但他不认为这是日本军队的那种禽兽般的氛围造成的，他说现在大部分部队因随时伤亡、随时补充，都换了几茬人，多数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他们来军队的时间很短暂，而在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是社会没有教育好的结果，“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社会之罪、国民之罪”。冈村还居然感叹近年来“满洲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好兵只能由良民来培育”。他把日本军方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言外之意他也与一般官兵的行为无关。

　　冈村还为自己开脱罪责称，由于进城20天后“再次颁布了军的宣抚规定，又重新下达训令严禁非法行为，因此，各兵团、各部队未至发生大的事件。……停战后，从重庆到南京来的中国老朋友都异口同声说，中国方面绝对不能容忍攻陷南京时的暴行、徐州会战时在某地的暴行以及第三次长沙作战时的暴行等三大暴行事件。我虽然专门在中国战线活动，但与此三大事件均无牵连，特别是进入汉口未发生事故，使人欣慰”。他还吹嘘称：“汉口的大商人关门闭户逃到郊外避难，汉口陷落二三周后陆续归来。11月25日，武汉三镇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市内恢复了繁荣。”

　　他自以为武汉的秩序恢复了，屁股坐稳了，凭借这个重镇为后方，又可以发动新的作战攻势了。“大本营及我第11军，对攻占武汉以后的下次作战，都基本定为攻占南昌”。这正是：标榜“爱民”收人心，安稳营寨再开衅。欲知南昌之役情形，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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