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60)

六〇

　　最后，他要求第6师团官兵能自我约束和节制，为了日本帝国的长远利益，在攻入城市时不要再大量杀戮和好淫抢掠当地居民。

　　冈村认为，南九州民情蛮勇斗狠，但素无秩序，此地征集来的官兵作风亦然。第11军战斗指挥所设在九江后，“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是替换进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在军容风纪方面，各部队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兵构成的第6师团，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风挡雨，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9师团，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亦不短，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地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但是，来自南九州的这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玩命儿，因此还是深得冈村的喜爱，赞他们是日本第一精锐师团，是日军的代表和象征。

　　确实，日本武士们最崇尚的岂不就是杀人掳掠吗？

　　武汉会战过程中，冈村宁次给日军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号：“讨蒋爱民”。这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此前上至东京大本营，下至任何一个侵华高级指挥官，均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蕴藏的涵义，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嘘：“也只有将军那样熟悉中国和中国人，才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

　　“讨蒋爱民”的口号居心险恶。首先，它与侵华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举国一致“膺惩中国”的狂嚣不同，它把中国、乃至中国政府与蒋介石区分开，把蒋与中国内部各反蒋、倒蒋势力区分开，以达到分化和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引诱妥协派的目的。二是这个口号既可令他的侵略军改善“形象”，又可安抚占领区居民、欺骗外界舆论。惯于舞文弄墨、雕琢辞章的冈村宁次，的确与一般蛮勇武夫有异，政略上也有过人之处。

　　口号提出后，他以之为基调亲自撰写布告，以第11军司令部的名义大量印发给各部队，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贴，宣传日军的所谓“讨蒋爱民”方针。

　　攻占武汉前夕，日本各新闻社派遣大批记者来前线。为了拉笼他们，冈村常邀记者们在九江指挥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请他们除了宣传报道日军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队所谓的“爱民”方针和事例。当时，来第11军采访的记者总计达260多人，作为繁忙的军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记者们广泛接触，其部下宫崎回忆时吹嘘说：“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记者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他对人心动向，洞察人微，或许就出于这种渊博的习性。像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心胸狭窄，因此，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别出心裁的口号提出了，宣传也在大肆进行，总要有点儿实际行动吧？

　　冈村宁次认为，“性道德下降（其实是压根儿就不讲此道德——作者注）是对华作战部队的第一大问题”。他看到的一份宪兵报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此妇人之见虽片面，却道出了远在国外征战的日本兽兵作恶的侧重点。

　　当时，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军部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记者显然不敢把此归结到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以及高级军官的头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质。例如他们既爱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礼仪周全又野蛮残忍，既信仰科学又崇拜皇权，既民主又专制，既守旧又纵欲，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奇特和充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情，又无一不是以最高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冈村在其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是几千年来闭居岛国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如果这样一种民族“天性”，放在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均落后、羸弱的国家，或许还没有什么，偏偏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强大起来的东方国家，再加上明治以来定下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愈加蔑视它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将其极端矛盾之民族性格的另一面，一股脑儿地宣泄在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头上。

　　在文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强暴妇女比抢掠财产更令人痛恨，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深知这一点。如何节制官兵们的兽欲呢？冈村采取了三招，首先是满足官兵的“生理需要”，增加慰安妇；其次，对已经发生的强奸行为，通过对受害人付“慰问金”的办法进行所谓“调解解决”；最后来了点儿硬的，建议陆军省制定所谓“战地强奸罪法”。

　　慰安妇，即随军妓女。18世纪以来的世界军事史上，大规模征集和使用随军妓女的做法，日军独此一家。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没有这样干过。谁发明的呢？有的战史书里认为慰安妇起源于《麻生意见书》。1937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多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即《麻生意见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官兵性欲旺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意见书呈递到军部后被采纳，所以日军从此有了这种专以满足官兵性欲的机构。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也未经过详实的考证。一个小少尉的报告能否呈递到军部并引起重视值得怀疑。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冈村恬不知耻地明确承认：“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起因是“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二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这段自供，一方面大大缩小了日军兽行的数字，另一方面表白他是仿效海军才这样做的。其实，随船妓女在帝国主义国家海军中均存在，日本也不例外，但那不是大规模征集的，也并未专门组成一个“团”，成为一种专职组织。所以，尽管解释和遮掩一番，他总归承认了自己是日军这项计划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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