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16)

一六

　　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月本军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这位谈判高手，为了日本的侵华权益，极尽狡诈诡计、威逼利诱之手段，确实从未做过赔本的买卖。

　　除北京使馆外，上海领事馆是当时日本驻中国各大城市诸多领事馆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作为领事馆内专门负责谍报工作的武官，冈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南方的地理资料，以备日军将来侵华作战时使用。对军部的这项任务，他时刻铭记在心，伺机下手。

　　当时中国的分区军用地图，大多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军阀都极珍视各自区域内的军用地图，按极密文件保管，外人极难获得。冈村宁次在上海领事馆任职期间，曾接受其学生孙传芳的聘请，兼任过孙的军事顾问。孙传芳对他的这位日本“老师”也是抱着内外有别的态度，冈村曾抱怨：“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冈村宁次心里明白，下手的机会总是有的。

　　一次是1925年5月，冈村派日特永见少佐去苏州出差，水见从当地军阀那里，以欺骗的手段弄得一份江浙一带二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然后请在沪开设照相馆的町田老板拍照下来。

　　另一次是北伐军进攻南昌时，冈村宁次顺手牵羊亲自扒窃走的。对此，他倒也贼不避讳：“我从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搜集军事要地的资料，但得到地图却很不容易。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上，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防迎击。作为孙的顾问，有一天我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计划。我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

　　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最后设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竞遭集中火力射击。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启锚顺流而逃。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于是，我雇了条小船。让它靠在为保护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舰队的旗舰‘安宅’号旁。哨兵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装，心中起疑，拒绝让我上舰。好歹让他找来近藤参谋，这才由近藤参谋放下软梯将我收留。仓促间，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所幸未被察觉。”

　　冈村宁次后来回国后，把搞到的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本部，“曾获得数额颇大的秘密赏金”。中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冈村秘密搞到的”；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甚至奉承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大概是由于清末留学日本的那帮测绘生手艺还不大精。或许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冈村他们做贼搞来的这些地图错误较多，以至侵华作战时，冈村“在前线到处都可听到对地图的批评，每当此时，我心里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图得来不易！”在冈村领导下，当时负责具体作战部署的宫崎更是深受其苛，也不得不指出上司年轻时搞来的这些破烂地图，“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襄东作战的北部地区，曾发现有很大出入，大概是因忽略细微测量所致”。

　　其实，这些含误的军用地图，给日军后来带来的不止是宫崎轻描淡写的“一些差错”，而是武汉会战中几乎整整1个师团的覆灭。不过，30年代的日本大小特务，还赶不上冈村他们那一代的扒窃本领，也没有这个机会，新版的国民党军队更详细的军用地图弄不来，也只能拿这些中国旧军阀混战时期的军用地图凑合着用。这是后话。

　　冈村在谍报武官的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为大日本帝国的侵华事业效了大马之力。可是，也许是上苍的报应。这期间他的家庭却屡遭不幸。

　　武正是他的次子，生得聪明可爱一随冈村夫妇来上海时刚满10岁。他来上海后，冈村把他送到千爱里日本人办的小学里读书，由于小脑瓜聪明，加之勤奋用功一其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被冈村夫妇引为骄傲。

　　1925年2月初的一天，已在上海住了一年多的小武正与班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去黄浦江外滩玩耍，晚上回到家就嚷着头疼，理枝忙把他送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得了猩红热。因为是烈性传染病，医院不收住院，理枝只好将儿子带回家来。

　　2月15日，武正在家发烧到40度，理枝想请大大来，但人家一听是猩红热都不肯来。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14岁的老大忠正又病倒了。理枝看着这两个病儿，多么希望丈夫在家帮她一把，可冈村干什么去了呢？

　　这时候，上海日本纱厂的“二月罢工”已经开始，并有蔓延之势，作为领事馆的情报官员，冈村要协助总领事去全力对付。等到17号晨冈村匆匆由领事馆赶回千爱里，武正已气息奄奄，勉强睁开双眼望了一下爹妈。便死去了。

　　理枝恸哭不止。面对11岁儿子的死去，冈村宁次与其说是悲伤，倒不如说因内疚痛悔而发呆。他自愧因忙于“公务”，没有照顾好孩子，后悔当初不该带他们到中国来。妻儿跟着他为了天皇的“宏业”。已经搭进了一条小性命，下一个该是准呢？

　　理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失子的悲痛使她很快病倒了。冈村想，自己在上海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不能受病妻的拖累，因而决定送她回东京治疗。

　　8月9日，理枝携老大忠正启程回国。上海汇山码头上，冈村和理枝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理枝随丈夫来上海才一年多，就失去一个儿子，现在又留下丈夫，带着病弱的身体回国，心里颇不是滋味。对她来说，大上海，这个她丈夫着魔于“事业”的地方，是个多么可怕的城市，她再也不想来这儿了。

　　还是那艘班轮“长崎丸”，载着返回日本的旅客缓缓离岸。理枝回眸望了一眼陆岸，这是她对中国大上海的最后一瞥。

　　送走了理枝和忠正，冈村回到千爱里收拾行李。他觉得千爱里41号太不吉利了，是个“凶宅”，他决定退租搬家。经过矢田总领事的帮忙，他在东和会馆找到了一套上好的居室，便请石田帮他把家安顿在那里。

　　石田是谁呢？为什么经常出现在冈村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呢？

　　石田是位颇有几分姿色的日本女子，她是冈村来上海后出入于日本俱乐部时认识的交际花。冈村此人虽外表道貌岸然，实则七情六欲一项不少，他自结识石田后，公务之余常背着妻子与之幽会偷情。这次送走了理枝，两人索性搬到东和会馆同居，做一对露水夫妻贪欢求爱。石田确爱冈村，不久当冈村返回日本后，她又追回国内，并等待了10多年，结果却是有情人终未成眷，其中缘故，后面自有交待。

　　将病妻送走，身边又有石田陪伴，冈村的谍报工作干的更起劲了。这期间，他不但频频给国内发回大量情报，而且还结识了一批各派头面人物，了解和掌握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并开始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因为根据国内的指示和他本人的判断，旧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行将过去，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将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日本必须未雨绸缎做好准备。可惜时乖命蹇，家庭的又一次不幸降临在他的头上，再次中断了他在中国干的正欢的“事业”。

　　1926年元旦刚过，冈村收到东京发来的“妻子病情恶化”的电报。新年伊始便接到这一消息，他感到很扫兴。冈村喜新但不厌旧。对发妻理枝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知道丧子的悲痛对多病的理枝来说，犹如雪上加霜。理枝回国医病，他没有去陪伴，妻子没有怨言，反而从东京转到条件不太好的长崎住院，为的是万一冈村腾出空去看她时，上海离长崎最近日有直航班轮的便利。一想到妻子的贤惠和处处为丈夫着想，冈村就深感内疚，祈盼理枝的病体早日康复。

　　但人寿天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1月7日，冈衬托付在长崎照顾理枝的朋友三菱，打来加急电：“理枝病危，盼你速归。”来电等于告诉了理枝的死期，冈村在这天日记里不禁绝望：“我死心了，知道理枝没有指望了。”5天后，他仍是搭乘那艘“长崎丸”班轮离沪去长崎。欲知冈村回去后情形如何，且听下章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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