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15)

一五

　　就在冈村来华上任的这年5月，日本国内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并在选举中获胜。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币原外交”开始。

　　币原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所谓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第1，不干涉中国内政；第2，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第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给日本对华政策涂抹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对中国实行睦邻政策吗？实际上，加藤内阁并没有放弃对华侵略政策，“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大陆政策服务的。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长江流域实行经济扩张。对于中国南方因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实行国共合作而出现的革命形势，则持“静观”态度。

　　币原揭示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

　　日本军方对“币原外交”并不满意，他们主张积极地涉足中国内政，而不顾及什么遮掩和招牌。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为代表的军部，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从而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军部与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微妙矛盾中，冈村起初态度骑墙，后来则坚决站在军部一边，主张以强硬手段积极干涉中国内政。

　　他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当地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应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确保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输出市场。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侵略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在长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纺织工业为重点。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也就是冈村宁次来沪一年后五卅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拥有纱锭99．8万枚，占该市纱锭总数的52％。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工2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当时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斗争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中共领导下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披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11个厂损失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训令他们参加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训令未到之前，冈村就已率日特开始行动了。这位谍报高手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向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根据冈村等人对工潮性质的这一现地判断，2月20日，币原在日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利”。加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劝告”中国政府制定取缔罢工的法令；不承认工会；对煽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如果工潮扩大到其他外国工厂，日本与各有关国家共同对付。立即训令驻华使领遵照执行。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公会决定不承认工会，并要求租界和中国当局不承认工会。15日，又公然制造了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天，上海日本内外棉12厂声称“无纱”，拒绝工人进厂。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带领工人涌入厂内，日本大班川村对顾连许数枪，顾正红伤重身死，同时受伤者达13人。

　　事件发生后，冈村宁次预感到事态将要扩大，遂建议总领事矢田与英国领事会商，筹划共同防范和镇压“骚乱”的策略。狡猾的冈村深知，在上海的外国投资中数英国人最多，建议利用英同人最惧怕该地工人闹事的心理，让英国人出面打头阵，这样就会使群众的反日情绪转移到反英方面来。英国佬果然中计，他们卖力地镇压本来由反日引起的这次工潮。5月30日，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民众，南京路上血迹斑斑，示威者死伤数十名，造成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6月23日，英国人又愚蠢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而在这时候，日本却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气，没替英国伦分忧解围，由冈村领导的特务机构甚至还秘密拨款，资助“沙基惨案”后成立的一些罢工组织。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由日本纱厂引发而扩大的，日本如率先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将不妙，所以，矢田总领事一面向上海地方政府提供冈村等人搞到的“共产党煽动活动”的情报，一面用“单独解决上海罢工”的策略，谋求日本尽先脱身。

　　7月16日，矢田总领事在冈村宁次等领馆官员的协助下，开始与中方交涉解决日厂工潮案。经过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居间调解，8月12日达成协议：日厂将承认遵照北京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而组织的工会；不发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对“善良职工”由厂方“酌予补助”；日本人平时在工厂内不携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据此协议，日本纱厂“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对死伤者赔偿1万元，撤换日员2人。25日，日本纱厂宣告复工。日本以经济上的些许让步换得了政治上先行脱身。而在6月23日“沙基惨案”后，华南等地则掀起大规模抵制英国的运动，禁止英货进口，于是，刚摆脱困境的日本便乘虚而入，着力夺取英国的传统市场。1925年下半年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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