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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早在1938年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曾互相串通,坑瀣一气,阴谋召开太平洋会议,解决中日战争问题。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一阴谋活动,时紧时松,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停止过。武汉失守后。英国不断示意蒋介石议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欧洲一味对希特勒采取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在亚洲也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1939年4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口蒋之间,积极策动中日议和。卡尔在重庆曾和蒋介石密谈了7次。事后,他回到香港对外表示:

  “假使日本和中国两方都愿自动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上述消息和事实表明,英国张伯伦代表国际投降主义者策动的劝降,早在1939年就已经开始了。

  同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就“东方慕尼黑”的基本方案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声明:一、它承认中国的现状和在华日军的特殊需要;二、不得赞助有碍在华日军满足这些要求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但日寇得寸进尺,不断炫耀武力。1940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以攻城重炮24门编成第一炮兵队,作出南进香港的姿态。就在这一天,英国丘吉尔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停止所有通过香港的援华物资运输,迫使蒋介石议和,力促蒋汪合流。总之,英国的东方政策就是远东的慕尼黑,它阴谋牺牲其一部分在华利益,换取日本充当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从东方牵制苏联。

  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忙于应付希特勒的侵略,被迫减少了对远东事务的干预。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主角,由美国来扮演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扶植日本成为远东反苏反共的有效堡垒;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与日本均分赃物,共霸远东。所以,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方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市场,怂恿日本侵华;另一方面,它又接济中国一点东西,让中国作一定的抵抗,等待时机,出面干涉,在既保持它的远东利益,又不伤害日本反苏实力的条件下,结束中日战争。

  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势力的纵容、绥靖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8月,即“七七”事变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国民党政府特使孔祥熙说过:

  满洲国成立已有6年,现在不论法理如何,其存在已为事实。目下各国虽未承认,但将来不免有一两个国家与日本在互换条件下开始承认。在这里,美国的绥靖政策已经初露端倪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是日本国际市场与侵华军火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纽约《商业日报》宣称,日本是“商业权利的维护者”;美国漫画家笔下的日本侵略军则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与俄国熊搏斗;美国库恩一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曾把自己公司的资金提供给日本作战之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9年至1940年,美国对日本石油和钢铁的出口创造了新纪录。仅据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的统计,1939年9月1日到1940年1月,平均每月输往日本的美国“废钢”为20.2万吨,比1938年几乎多一倍。

  东方慕尼黑的阴谋,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而没有得逞;但是,东条一伙却竭力煽动蒋汪合流,加紧反共,而这些正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下怀。因此,在日蒋之间劝降和投降的活动一直在暗中进行。

  远在1938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的科长董道宁,就曾秘密地到了日本横滨,会见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侦昭,回国时携带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亲笔信,内称:“董道宁来日,以身传达贵国诚意,使我当道大为感动。”4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另一要员高宗武与董道宁又从汉口去香港会晤日人西义显,高宗武传达蒋介石抗日之宗旨说:

  “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要求日本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之完整,此即蒋介石集团投降之条件。

  1939年12月下旬,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会见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多次会谈后,日本又派今井武夫大佐去港,怂恿蒋汪合流。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和蒋帮代表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在香港召开中日会谈预备会议。日方提出陆相烟俊六的证书,蒋方提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讨论的问题有: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秘密防共协定;日军驻屯内蒙、华北;蒋汪合流,等等。后来由于蒋介石集团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不敢公开承认汪伪政权,而使会谈延宕下来。

  日本诱降,英美劝降,蒋介石也确实想投降;但他们活动的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力量的壮大,形成了一条反动势力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在中国,谁投降敌人、出卖祖国,谁就是民族的罪人,就必然为人民所唾弃。正如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吐露的苦衷。他说,如果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条件,他的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中国就要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在中国取胜。

  所以蒋、日之间,讨价还价,终未成交。

  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投降,但却适应日本的要求,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1939年1月,正当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他们把喋血抗日的共产党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叫嚷“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清扫”。

  他们准备把惨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作向日寇投降的献礼。

  在山东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此外,还传布着这样三种对待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

  在这样的反共叫嚣下,1939年4月间,便发生了博山惨案。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

  6月,河北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同月,在湖南又发生平江惨案;

  11月,在河南发生确山惨案;12月,阎锡山进攻山西决死队。

  1940年2月,国民党将领石友三投敌,在冀南和日寇联合,向八路军进攻。就这样,蒋介石集团置日本侵略于不顾,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而且愈演愈烈。难怪日本陆相东条于1941年1月在日本两院报告战况时说:“昭和15年(1940年),重庆敌军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之反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丧失了大片国土,使中国无数同胞沦于日寇奴役之下,而却丧心病狂,大事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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