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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8时30分。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0时40分。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8月21日。苏蒙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轰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射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8月22日,9时30分。敌人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是在这个时候,福田的生命和日记都中断了。

  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日军第六军团全军覆灭。

  这是对日本法西斯的严重打击,迫使日本执政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武装力量的威力。

  然而,正当日军在中蒙边境的反苏战斗中被打得惨败时,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希特勒事先根本没有向日本打招呼,日本对此毫无所知。消息传来,日本政府大力震惊,于是便向德国提出抗议,责备它背信弃义,苏德条约加深了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平沼内阁被迫下台,不久日苏签订了诺门坎停战协定,这次相当于局部战争规模的反苏军事挑衅,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军伤亡5万多人,损失飞机180多架,火炮损失达72%。

  东条英机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的鼓吹者和阴谋策划者。早在他担任伪满洲国宪兵司令和关东军参谋长期间,他在侵华的同时,就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在他升任陆军次官后,更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煽动反苏反华。这个被东洋法西斯匪徒称为“日本前进动力”的东条,于1938年11月28日,在日本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就发表过所谓“爆炸性的演说”。他声嘶力竭地狂叫,要确定“对苏支(对苏联和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紧急任务。

  东条在阐述了必须对苏联和中国同时正面作战的所谓理由之后,鼓吹要进一步加强扩军备战。他说:“为确立皇国天赋使命之东亚永久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不见蒋政权之溃灭决不收兵。且当前蒋所有之兵力,虽已气息奄奄,犹有百余万,另外尚有企图扰乱我后方之共产党游击队,其数实达四五十万,由于以上实际情况,我依然须继续作战,故弹药之补充、资材之输送,今后仍将达相当数量是不言而喻的。今后由于面临准备对苏中两国同时进行武力作战之必要,必须倾注人马资材之全力以建设新军备。”

  东条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排除所有障碍,向军备之充实、军需生产之飞跃扩充以及基础生产力之扩充而迈进。”东条的“爆炸性演说”发表之后,在日本经济界、舆论界引起大哗,兜町、北滨一带的股票界人士尤其痛骂东条是战争魔王。这是因为他讲演的消息发表后,次日股票便一齐下跌。

  如今,诺门坎事件的失败,无疑对东条和其他军政头目是当头一棒。在这之后,日本法西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决定暂时把三国军事同盟谈判搁下来,留待以后解决。日本法西斯开始考虑在北方对苏联“保持静谧”,以便通过在南方扩大侵略来摆脱因全面侵华战争而造成的困境。

  正是:对苏挑衅遭痛击,侵华战争无转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章 诱降与抗战

  速战速决遭破产,侵华策略大改变;
  百团大战显威武,诱降阴谋被戳穿。

  话说东条英机满指望向苏联挑衅,会旗开得胜,威震欧亚;不料却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使他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回头再看看中国战场,情况对日本侵略者也越来越不妙。“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

  在1年多的时间里,鲸吞了大半个中国,日寇气焰可谓十分嚣张。但是,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进攻力量大力削弱。而在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却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解放区战场己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使身为陆相的东条大伤脑筋。

  在国民党的战场上,虽然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东方慕尼黑阴谋甚嚣尘上,但是蒋介石集团迫于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浪潮,还不敢轻易投降。那时侵华日军不足百万人,散布在纵横万里的中国战场上,进行稍大一点的战役,必须各处抽调兵力,捉襟见时,疲于奔命,兵力严重不足。日寇再往中国西部山区追去,既无足够的兵力,也达不到侵华的主要目的。于是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毛泽东主席所科学预见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在速决战的幻想破灭之后,被迫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在政治上,它从反蒋转变为拉蒋,即着重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早在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提出“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阴谋拉拢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反苏反共。

  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声明,改变了它在同年1月16日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公开引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参加所谓“新秩序的建设”。

  日本的诱降策略首先得到国民党亲日派的响应。国民党第二号头目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假道河内,投敌卖国当汉好去了。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根据汪精卫叛国的具体情况,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声明说:“日本认为,根据德意防共协定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力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1939年3月,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平沼演说标志着日本的对蒋政策正式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在军事上,规定侵华日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而不再是进攻了。在华北“确保现已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区重要地点的治安,并且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确保大体在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且要确保主要交通线”。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

  在外交方面,日本加紧与德、意法西斯勾结,既作反苏姿态,又对英、美施加压力,诱迫英,美唆使蒋介石投降,企图从中国战场拔出泥足,以便在同美、英争夺西南太平洋殖民地利益方面处于主动地位。日本以只反共不反蒋为核心的新策略,对英、美以及蒋介石集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英,美劝降、蒋介石投降的阴谋便紧张地活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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