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8)

八

　　谁都知道戴高乐夫人不喜欢官场生活，1965年她为戴高乐将军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而深感遗憾。爱丽舍宫对她来说是不得不套上的“枷锁”。尽管如此，她并不逃避爱丽舍宫主妇应尽的职责。她做她应该做的事，恰如其分，从不超越。她不是那种大小事情一手独揽的发号施令的总统夫人。她叫人把食谱拿给她看，规定几项节约原则，并且言传身教。她关心人胜过关心物。当总统府工作人员的家里有结婚、增添人口等喜庆事时，她总忘不了送礼贺喜。她乐意负责布置传统的圣诞树，亲自挑选圣诞礼物。总统府内协助她完成这项工作的几位大大也各收到一份小小的礼品。

　　在国事活动方面，戴高乐夫人可能比历届总统夫人参加得少。她对公众的好奇心和摄影记者的冒昧行动很不习惯，她讨厌在外国元首来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时陪同他们的夫人。她总是尽量推让，让总理夫人去承担这个任务。戴高乐夫人从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当她陪同丈夫去外省视察时，她常常不让侍从预先知道，就去参观某个慈善机构。在国外，这可就是一件必须由礼宾官安排的事了。当她陪同丈夫在苏联访问时，苏方派人问她希望参观什么地方时，她回答说：“最好能看一个收容残疾儿童的机构。”可是苏方外事人员说，苏联不存在残疾儿童，这是她怎么也预料不到的！

　　戴高乐夫人绝不要求新任部长们的夫人对她作礼节性的拜会；只有当她们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并且事先提出要求，她才接待。这种会见一般是在底层套问的小客厅里进行。戴高乐夫人坐在长沙发的一头，请来宾们坐在另一头，她们之间谈些孩子们的事情，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

　　戴高乐一家的审慎态度，只不过是戴高乐夫妇要求全家人具备的谦逊和无私的品德的外部表现，他们教育全家都持有这种态度，以至审慎变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戴高乐将军人主爱丽舍宫后，立即向礼宾司宣布：“你们每年只需邀请我的儿孙们参加两次招待会。”对外出打猎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戴高乐夫人对这些规定又作了一点补充，她给礼宾司写了一份手谕嘱咐他们不经她的许可，不得邀请她的任何家属进宫。如果外甥们要见戴高乐将军，他们必须事先提出要求。

　　尽管戴高乐认为他的亲属进入军界或政界供职是合乎情理的，尽管他允许他们（他自己的孩子除外）参加竞选，但从来不询私提拔他们，更不用说任命他们担任政府或总统府的职务，从而让他们在这些职务中得到任何好处了。戴高乐的妻舅雅克·旺德鲁虽然在两次大战中身经百战，后来又是一位干练而出色的国民议会议员，也只获得了荣誉勋位团骑士级勋章。至于菲利浦·戴高乐，当他的家属外出度假时，他有时也睡在爱丽舍宫，不过只住三层的一间很简朴的卧室。虽说他父亲在十年中曾两次带他出国正式访问（德国和苏联），那也只是作为他的副官去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团中级别最低的官员。戴高乐深知，以权谋私，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也是人民深恶痛绝的。因此，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女：“要自食其力，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靠父母作威作福！”

　　在爱丽舍宫之外，总统的亲属也很少利用他们与总统的关系谋取什么好处。他们之所以在公开场合露面甚少，不仅仅是为了躲避人们的好奇心，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当权者及其家属溜须拍马，引诱拉拢。一天，戴高乐将军的一位助手的妻子，向戴高乐夫人讲了她的孩子要去参加为圣诞节而组织的冬季运动会，戴高乐夫人告诉她：“我的儿孙们本来也很想去参加冬季运动会的，但是他们未能解决交通和住宿问题。”听了这句话，这位夫人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采访这一消息的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总统夫人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向国营铁路公司或某个旅馆老板施加压力。”

　　克洛德·迪隆继续写道：“还有一件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1962年12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来到朗布依埃，试图取得戴高乐的同意，让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戴高乐夫人陪同麦克米伦夫人参观游览。星期六，她带着麦克米伦夫人去参观当彼埃尔城堡。在那儿遇到的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情，最有力地印证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她的审慎和谦虚。”

　　当彼埃尔城堡虽说是历史古迹，但它属于路易纳公爵私有。公爵时常在城堡里接待朋友，并邀请他们在他的猎场里打黄鹿。那个星期六，正好赶上他邀请客人打猎，并设午宴款待他们。上午11时光景，戴高乐夫人和麦克米伦夫人同乘一辆DS型小汽车来到了城堡，她们让汽车停在铁栅栏门前，护送她们的便衣警察，像普通的游客一样，走到看门人的小亭子跟前买门票。看门人毫无恶意地回答说：“公爵先生今天有客，谢绝参观！”戴高乐夫人二话未说就放弃了原来的参观计划。而麦克米伦夫人见此情况，当然也就不再坚持一定要游览城堡了。于是两位“第一夫人”只是在花园里溜达了几圈就返回了。

　　此时，公爵的客人们正在城堡进午餐，他们只是从餐厅的窗口影影绰绰地看见两位妇女的身影，并且很快就消失了。看门人翻来覆去地思考了这件事，心里感到忐忑不安，直到下午吃点心时，他才向公爵的大儿子说明了两位参观者的身分。路易纳知道后颇感不安。因为他被世界上公认为是最好客的人，而且他的客人也拐弯抹角地吓唬他说，他对历史建筑物免税所抱的希望，这下可落空了。这句话使他的诅丧情绪升到了顶点。当然这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这类报复的念头在戴高乐夫人的脑海里从未闪过，就像她丝毫未曾想过要不顾一切地闯入城堡一样。

　　戴高乐将军对他的妻子，如同对其他所有的妇女一样，总是彬彬有礼。每逢外出，戴高乐将军等夫人坐下后他才坐下，等她上车后他才上车，他把右座让给妻子，除非当他们一起去参加官方集会。可是回爱丽舍宫时他又坐在左边的位置上，认为国家元首的特权随着礼仪的结束而告终了。尽管戴高乐夫人当众总是称丈夫为将军，可是戴高乐却始终称她为“我的妻子”，甚至在正式的祝酒词中也是如此。伊冯娜喜欢这样的称呼，因为首先“戴高乐夫人”可能是某个店主对其妻子的称呼，而“我的妻子”包含着一种亲切的相当高尚的占有，具有不寻常的特殊意义，他们相亲相爱，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他们总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甘共苦。正如戴高乐夫人所说的，愈是环境艰难，对于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更加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戴高乐夫人在暗中时时关心着丈夫的身体健康，她向膳食总管暗暗下达指示，可是这些都瞒不过将军。有一次在餐桌上没有给他斟白酒，他相当大声地对他的邻座说，“哟，你倒有白酒，看来，我是个受管制的人啊！”在朗布依埃的一次打猎午餐会上，夫人们未被邀请，戴高乐的邻座看到将军是那样毫无节制地将菜肴装满自己的碟子，不由得一下愣住了。戴高乐转过脸，心领神会地对他解释说：“在这里我可以这样做，妻子不在，我可以自由地饱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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