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勇善战-崔可夫(21)

二一

　　皖南事变使崔可夫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性也更为注重了。但是，他还有许多其他事务，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的对比，经济、财政以及其他情况都急需他去分析、去了解，尤为关键的任务是：探明蒋介石对抗日的真实态度以及日本在1941年的作战计划。

　　要想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离不开情报。崔可夫就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后，除了参加每周由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外，还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情报网络。为了使这一情报网络的工作行之有效，崔可夫系统研究了在重庆和中国各地、各军队里供职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在重庆，崔可夫从沃尔根师长及其他顾问那里得悉，由于一些军事顾问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传统，他们同中国国防部官员及各地的中国将领关系不融洽，大大削弱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的活动纳入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轨道，崔可夫带领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的认真扎实的工作。

　　崔可夫利用其官邸与国防部长、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和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相邻的便利条件，尽量与他们搞好正常的业务关系。他的助手福明、安德列耶夫能讲流利的汉语，与中国进步人士有很多联系，因此可以体察民情，深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由于崔可夫有广泛的情报来源，使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奥秘、军队的状况、民众的情况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崔可夫发现：蒋介石统管着中国的全部军事组织，崔可夫通常称他为元帅。1941年他统率着290个步兵师、14个骑兵师、22个炮兵团、6个迫击炮团及其他各种部队，军队总数为385.6万人。按人数算，日军兵力几乎超过了中国兵力的一倍，而且中国的有些军、师是仅有番号的空架子。

　　蒋介石的部队里有许多军事顾问。苏联的军事顾问遍布除共产党部队的各个战区，在分配国外购买的或国外援助的武器时，蒋介石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共产党的军队因被视为其潜在的劲敌，什么武器也得不到。崔可夫作为驻华顾问，从团结国民党抗日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此不予干涉。因此，中共多是靠缴获日军武器来装备自己的部队。

　　崔可夫根据自己统领的驻华军事顾问提供的材料，对国民党军队的状况有颇深的了解，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的配备、战斗素质、士气都很低，很多士兵仅是为混碗饭吃，混几个铜板花，战斗力低。

　　军队的物资保障很差，士兵享受不到足够的物资给养，许多普通士兵穿的是草鞋，5个人合用一条毯子睡觉。有些士兵不得不全凭自己养活自己；卫生条件极差，加上饥饿往往导致疾病流行，士兵死亡；军官和下级指挥员多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对士兵态度粗暴，士兵常常遭体罚，伤员受虐待；军队里营私舞弊盛行，侵吞公款成风，团长和师长根据花名册领取军饷，而花名册同部队的实际人数相距甚远，有的甚至靠安葬费发财。

　　为了直接了解士兵，崔可夫曾亲自下连队参加部队的训练，使他对国民党士兵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军队纪律颇好，士兵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精神令人吃惊。但使崔可夫不得不惊佩的是，虽然前方和后方物资状况十分恶劣，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选择的消极抗日策略尤为不满，对总司令部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能力非常怀疑，但是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仍然保持着，那些物资生活极端困难、对总司令部结束战争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中下级军官仍主张采取坚决措施结束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崔可夫在重庆的一年，是重庆最艰苦的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迫使蒋介石集团投降，征服整个中国，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连续轰炸。这里没有像英国皇家空军那样的空军部队，也没有足以抵御敌机轰炸的防空火力网。由于日军连续不断的轰炸，人民的苦难越来越深重，人们越来越疲惫，加上战乱引起难民涌入，使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的重庆陷入一片混乱，人民生活之艰苦、环境之恶劣、衣食之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除了财政部长以外，没有一个胖子。”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抗击着日军，顶住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轰炸。

　　崔可夫还详细考察了蒋介石和军阀们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军阀们虽然在形式上隶属中国武装部队之列，归蒋介石统一指挥，但并不听从蒋介石的调遣。1940年以来，由于英国、法国在欧洲的失败，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这些大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锐减，并在远东推行绥靖政策，蒋介石仿惶于十字路口。他害怕中国共产党及其日益增强的武装力量，投降日本意味着失去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成为卖国贼，而且日本己在满洲立了溥仪，在华中扶持汪精卫。蒋介石决定奉行观望政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对付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国共两党之间由于政治分歧也影响了它们军队的协同作战，崔可夫与中共和八路军、新囚军没有建立直接的经常的联系，但与周恩来等保持着一定联系。他常常只是根据国民党的反应和周恩来在重庆的活动来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许多误解之处。崔可夫认为，国共两党矛盾颇深，国民党的军队对陕甘宁特区严密封锁，随时准备对它发起决定性的进攻；百团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实际上已停止对日作战。崔可夫甚至称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与日本占领军军官保持着某种联系。毛泽东的目标已不再是和侵略者作战，而是尽可能积蓄力量，改善自己部队的装备，扩大新的根据地，想在将来夺取整个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只是第二位的。

　　崔可夫竟然称国共两党军队的冲突，蒋介石、毛泽东都有责任。

　　在华期间，崔可夫还广泛接触各国的外交使节，大量收集情报。他与美国驻华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进行了多次会晤，双方就蒋介石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评价“新四军事件”、欧洲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巴雷特赞赏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指出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对国共两党的矛盾表示不安。同时，巴雷特提醒崔可夫，德军正开始把军队从法国以及德国西部地区调往东线，随时都有可能进攻苏联。巴雷特直率的谈话博得了崔可夫的好感，同时他也意识到，巴雷特上校调门的改变正说明美国对日本南进的动向已感不安，准备放弃其“远东慕尼黑”政策。

　　美国在对待国共两党冲突的问题上，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希望蒋介石放弃对共产党军队的敌对行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牵制日本军队于中国战场。他们还想与苏联达成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付来自法西斯国家的威胁，崔可夫将这一新的动向立即向苏联政府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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