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勇善战-崔可夫(20)

二〇

　　崔可夫来华不久即展开了工作，他从大使馆、武官处和军事顾问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经过初步研究，崔可夫认为，中国武装力量在总数上超过日本，在装备方面也开始不断改善，中国的抗战可以取得胜利，随后还可以对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但是，崔可夫万万没有想到，早在他尚未来华，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从整体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方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它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使其集中于贫瘠的“三北”地区，处于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夹击之下。

　　1940年10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并企图趁其转移之机加以围歼。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1941年1月6日，也就是崔可夫抵达重庆后的第六天，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

　　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由于蒋介石对驻华的军事顾问严格保密，事件发生前，崔可夫对蒋介石的这一卑劣行径一无所知。事件发生后，为了探明情况，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紧急会晤。周恩来、叶剑英明确告诉崔可夫，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而是利用他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千方百计使共产党军队处于日本人的打击之下，并经常命令共产党的部队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不给予任何支援，企图剿灭共产党的武装，消除它在全国的影响。“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周恩来愤然地对崔可夫说。

　　崔可夫从周恩来那里获得准确消息后，心情骤然沉重起来。他深深感到，形势对他来说更为复杂、严峻了。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他同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匪军作过战，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面对敌军的进攻，同一条战壕的友军会向自己人开火……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但是，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国民党身上，认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在对华政策方面，不仅将援华物资悉数交给国民党，就是在这大是大非的关头，也因担心“可能再次使我们的关系产生麻烦”，尽量避免刺激蒋介石，不敢公开宣布支持共产党，而仅仅是通过私人拜会形式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阻止内战的爆发。

　　第二天，崔可夫以新任驻华武官的身份拜会了国防部长兼中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何应钦。崔可夫知道，正是何应钦签署了剿灭新四军的命令，为了进一步探明事实真相，崔可夫决定采取迂回战术，智取这位在蒋介石周围的军阀中素以通晓军事、足智多谋闻名的反共人物。

　　何应钦见崔可夫来访，急忙下阶来迎，握着崔可夫硕大的手，他殷勤地欢迎道：“欢迎欢迎！我们伟大的盟友！”入座后，何应钦堆着笑脸，对崔可夫说：“请让我代表蒋委员长和我国政府，向伟大的苏联政府、苏联人民，也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本人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中国的军火援助，也感谢你们派来的军事顾问和顾问们的工作……”崔可夫耐着性子听完何应钦的一大堆恭维话后，稍加寒暄，就单刀直入地问何应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是否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应钦知道纸包不住火，于是告诉崔可夫，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使用任何苏联提供的武器进攻新四军。这佯，崔可夫不露痕迹地从一个国民党要员口中证实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的事实。接着，崔可夫又步步紧逼，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对这些交战，我该怎样向莫斯科汇报？”何应钦将早已准备好的答辞背给崔可夫听，他狡辩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进攻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应该予以严惩。

　　崔可夫对何应钦这种蛮不讲理、胡编乱造的态度简直忍无可忍，怒火中烧，但他仍平静地质问何应钦：“假定新四军军部由于这样或那样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部通常采取什么作法呢？它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判决或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不应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军官和士兵开枪，因为他们对指挥部的错误无论如何是没有责任的。”崔可夫紧盯着这位下屠杀令的军政长官，接着说：

　　中国现在正在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战争，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互相残杀。

　　第二天，崔可夫又拜会了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以及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他一再重申：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只有人民的团结加上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制止侵略，同时他还暗示，内战将可能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1941年1月25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正式拜会了蒋介石，蒋介石仍把罪责推到新四军指挥员身上，说新四军不服从他的命令，不承认最高统帅，破坏了国共协定。潘友新指出：在与外敌斗争的情况下，不是争论谁是谁非的时候，而是要拿出政治家的决心，表现出政治责任感来，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平解决内部冲突。并且提请蒋介石注意，进攻新四军将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这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后，崔可夫开始关注的问题，是蒋介石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会不会同日本侵略者勾结？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以大局为重，维护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引起中国共产党及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中央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克制态度，未采取任何报复行动，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孤立，不得不改弦更张，暂时收敛起反共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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