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76)

七六

　　盟国欧洲远征军司令部的工作虽然结束了，但是凯·萨默斯比仍在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报刊仍在不断报道，流言蜚语仍不绝于耳，玛咪对此耿耿于怀。如何对待凯，成了一个问题，她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她不能留在陆军妇女队，或继续为艾森豪威尔工作。

　　10月她决定前往美国申请公民证。她返国德国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在柏林的卢·克莱将军在他那里给她安排一个工作。他告诉克莱：“我希望你能给她找到一个好工作，我知道你会记得，她不仅曾经忠心耿耿协助过我，同时她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很多不幸；还有，她几乎是我从未碰到过的言语谨慎的人。”对史密斯，这位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对凯·萨默斯比极为同情，因为他知道“她感到非常凄凉和孤独”。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如何处理和凯的关系，是非常为难的。三年来他们在战争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但是考虑到家庭，考虑到社会的舆论，考虑到他自己的前程，他和这位动情的女人只得一刀两断了，再不能向前发展了。

　　至于凯本人，她虽然深深地爱着艾森豪威尔，但她认识到只要有玛咪在，有他的儿子约翰在，他们的关系再向前发展一步是不可能的。她哀叹他说：“谁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根本不可能！苦难的人，总解脱不了命运的摆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口授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说明她为什么不能再为艾森豪威尔工作。艾森豪威尔也动情他说：“我不想表白你在我手下工作，对你无以复加的忠诚的深深感激之情。”同时，他本人感到十分苦恼：“对我来说，这样有价值的关系，就这样完结。”他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会协助她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最后，我希望你经常给我来信——我将永远有兴趣知道你的近况。”然后在信的结尾，他亲笔附加了两句：“请自己珍重，并且保持乐观。”

　　自从1945年5月25日，艾森豪威尔就把他的司令部搬到法兰克福的法本办公大厦。这座大厦没有受到盟国空军的轰炸，完整无损。据有些说法，这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想把这座大楼保存下来，以备他自己将来使用。但据另一些说法，这是因为德国和美国化学公司之间存在财政上的关系。可是据艾森豪威尔说，这纯粹出于偶然。

　　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很宽敞，他在这里每天都在处理着战后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他对布彻说：“打一场战争并不像占领工作那样使人厌烦。”他的权力不像过去那样明确和完整，他不再作决定，而是在执行别人的政策。

　　他和他的司令部经常受到批评，有些批评很激烈、很刻薄。布彻曾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日记中预言：“艾克将军和他整个司令部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布彻看出，在德国采访的记者会与太平洋战争剧烈地争夺报纸的版面，“因此只有批评这个战争胜利的骄子和批评处理占领德国事务的文章才能争到版面”。因此布彻希望，“艾克将军没有必要在德国呆太长时间，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的地位很可能下降”。

　　批评的浪潮很快就开始。5月13日，马歇尔打电报给文森豪威尔说，陆军部“收到纷至沓来的强烈抗议”，抗议“戈林和其他纳粹领袖受到友好的待遇”。保守的、激进的和自由派的报纸都纷纷发表措词激烈的社论，明确提到5月9日的事件。当时有一名美国军官和戈林握手，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又与这位帝国元帅一起进餐。早在1944年9月，当美军刚进入德国时，艾森豪威尔就曾经禁止对纳粹军政人员做任何友好的表示，并且把美军和德国人在一起的照片列入检查清单。对于戈林事件，他致电他的高级司令官们，以强硬的措词重复他禁止友好表示的命令。他说戈林事件是“使人震惊的”。

　　又说，“在这个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不想使它对全体美国公众，由于任何军官的这类愚蠢举动，在美国受到破坏性的影响”。他还说，他“非常不高兴，我关于禁止作出友好表示的命令，竟公然不执行”。

　　与此同时，巴顿继续使用纳粹分子来管理巴伐利亚。艾森豪威尔写情给巴顿，严肃指出：“归根到底，美国是作为纳粹的敌人而参加这场战争的；在把每一个活跃的纳粹党徒从负责岗位上清除掉，并按情况给予应有的惩处以后，我们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坚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和纳粹主义妥协……这个问题的讨论阶段早已过去……我期望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艾森豪威尔发出信后，又亲自去看巴顿，强调他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他说他要将非纯粹化扩大到整个德国生活中去，不仅限于公共职务方面。可是艾森豪威尔不能说服巴顿，他继续坚持使用纳粹分子，最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解除巴顿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战争结束是艾森豪威尔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7月下旬，他前往柏林。

　　杜鲁门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聚集柏林，准备参加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由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参加。波茨坦会议讨论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关于战后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德国和意大利的赔偿，对待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策，波兰西部的边疆等。经过多次讨论，三国政府首脑对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达成协议，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协商。8月1日，三国政府首脑在柏林签订了一份《柏林问题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反映了苏美英三国在波茨但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的最后结果，对于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定了调子。

　　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但公告》，也就是后来的美英中苏四国的对日宣言。《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这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波茨坦会议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应邀访问苏联，参加8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体育节。在正式邀请书中说，在苏联他将作为朱可夫元帅的客人。这就是说，将军不是作为国家政界领导人，而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军事活动家被邀访问苏联的。

　　1945年8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朱可夫的陪同下，从柏林飞往莫斯科。

　　随行人员有克莱将军、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戴维斯将军，还有他的儿子约翰中尉。据约翰回忆说，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单独耽在飞机的前舱，一路上通过翻译，两人谈笑风生。“朱可夫的秉性是非常友好和喜欢放声大笑的。他显得非常友好”。飞机于8月11日16时在莫斯科机场着陆。翌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陪同人员站在列宁墓不远的指定地点。再过几分钟体育检阅就要开始了。

　　这时，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走到美国客人跟前，转达了约·维·斯大林请他登上列宁墓观礼台的邀请。“因为我同美国大使在一起，”艾森豪威尔回忆说，“他作为总统代表的威望具有重大意义，我感到疑虑，我撇下大使到大无帅那里去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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