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19)_鲁特·维尔纳

一九

　　正当我举办这次社交活动时，电话铃响了。我们围绕门厅的桌子坐着，从这里有一座楼梯通往二层楼上。楼梯被一块画着竹画的帷幕与起居室隔离开来。我走进隔壁房间里，电话机就放在写字台上，挨着电话机是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的是白霜覆盖的施拉赫滕湖。一切我都记得十分清楚，包括桌旁客人们的坐位次序，我还记得我就在隔壁房间里。

　　我拿起听筒，是里夏德·左尔格在说话。他说他下午等了我两个小时，一再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他说他要与我告别。我从写字台前拿过一把椅子坐下。里夏德问我还在不在家，他要来谢我，他说我对他和别人总是照顾得很好，不过，这只是开始，我眼前还有许多事情。他说我要继续保持坚强，我必须答应他，但是现在……一切，一切都好，再见。

　　隔壁房间里的客人们等待我回去。我注视着墙角里的椅子，我简直无法想象里夏德要走了，他不再坐在那把椅子上与我谈话，倾听我的谈话，给我出主意，跟我一同大笑。

　　从前我是怎样蒙骗自己的？现在是否意识到我离不开他？至少我需要10分钟好好想一想。但是这只好与保持坚强同时进行了。当我走回来的时候，客人们谁都未发觉出了什么事情。

　　其余的同志，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都见到过，伊萨、保尔、格里沙、马克斯、弗兰茨，但是未见里夏德。

　　我早就打算在1933年春天，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德国三年以后，回我柏林的家里去度假。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再见到父母亲和妹妹们，见到那湖边的风光，我是在这湖岸边长大的。我希望做这样一次旅行，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让我儿子离开一下上海这潮湿的气候，这是大夫建议我这样做的。

　　然而这年春天，德国爆发了可怕的事件。

　　我是1930年离开的，我简直无法想象德国工人阶级怎么会让法西斯上台。对德国命运的忧虑，对家庭的牵挂，使我们心情十分沉重。在给家人的信中却很少谈到这些。

　　……我们怀着恐怖的心情注视着德国的发展……关于德国的事情报纸上登载的很少，这就是说，报纸上登载的那点消息，足以引起人们不断的思考。这里的新闻界所知道的，只是发生过的事件的一部分，我的印象是，你们的电报是令人欣慰的。心里有事，不愿意挂在嘴头上。但是，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多写点……

　　在报纸上我们最想读的，自然是关于德国的消息。这里的领事馆已经悬挂起囗字旗和黑白红旗。幸好罗尔夫是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每天都有各种职业的失业者①拥入上海。在罗尔夫那里至少有10名建筑师想谋得职位。这里也越来越困难。

　　①都是德国人。

　　不久我就明白了，原来计划好的旅行必须推迟。在中国同样也出现了政治麻烦。

　　1933年2月19日

　　中日冲突仍在继续。据悉日本要占领热河，中国人不会抵抗。中国政府始终不想派军队去抵抗日本，它需要用自己的士兵去反对红军，现在尤其是在江西。日本首先不会进攻天津和北京。什么时候和会不会发动对俄国的战争，现在很难说。

　　如果说八九个月之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话，现在却又稳定下来了。蒋介石在反对红军的战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他在日本进攻上海期间丢掉的贷款又收回来了。宋子文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虽然未把政府财政理顺，但首先是挽救了它免于崩溃。南方叛军和广东政府的领导人被削弱了，一部分逃往国外，南京政府通过认真构筑堤坝，试图阻挡洪水，保住扬子江地区，到目前为止，南京政府在这一带并无影响。这就是说，根本谈不上一个独立的南京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是完全受美国控制的，财政上也是依附于美国的……

　　1933年5月21日

　　战争①在北方实际上始终未断……中国的南方势力汇合在一起，据说是以广东为首，他们计划向南京进军，以便推翻南京政府。常常听人们这样说，这一次能否实现，必须静观待变。这里在政治上一直是动荡不定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一直在忙于享受中国。我尽量走出上海，那里有那么奇妙的乡村、坟堆和寺庙，还有那么多道路和人群！我相信，如果我在这里再住上几年，这个国家容纳了我，我会根本不愿意走开。尤其是现在它是一种慰藉，我是这样喜欢这个国家。我应该把你们大家都接来！

　　①指日本对中国的战争。

　　这是来自上海并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这是我最后写给家里的一封信，地址是柏林施拉赫滕湖露台大街17号。

　　◎卷三

　　里夏德回到苏联以后，一定是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不管怎么说，保尔和格里沙和我谈起过我的前途问题。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莫斯科接受训练，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然不能保证我再返回上海。

　　条件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把刚两岁的儿子寄养在什么地方，不能让他去苏联，不能让他学会俄语。

　　这个建议来得令人十分惊讶，它意味着我的生活将发生重要转变。

　　我答应了。

　　我从来没想到过放弃工作，重过所谓“正常”生活，这样一次训练将会帮助我把目前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每天所经历的日本的战争行动，来自遥远的家乡的同志们的话“希特勒意味着战争”提醒我，这两个侵略者有朝一日将会反对什么人，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促使我做出迅速决定。

　　说我从世界形势出发为自己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目前的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不现实的或者是具有宣传上的修饰色彩。

　　我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回答：为什么三年之后有上千位同志去西班牙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而斗争？有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同样的热情去越南①？我的工作不论在哪个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西班牙、越南、智利。

　　①60年代时许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人曾志愿参加抗美援越斗争。——译注

　　我知道，离开米沙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应该到哪里去呢？我的父母不能收留他，我们那个施拉赫滕湖的家已经遭到了多次搜查。我母亲正准备和孩子们出国流亡，父亲在罗尔夫父母帮助下，已经逃出了德国，他们在捷克那边的深山里，在紧挨着德国边境的地方有一栋度周末的房子。他们准备接纳米沙，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请求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我只是告诉他们，气候的变换对于这孩子有好处，罗尔夫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对于外国人来说，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送到欧洲去长期度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告别上海的同志们，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们必须留下来经受各种风险。我不必告别那只大旅行箱子，它曾经长时间地存放在我们卧室的樟木箱子后边。它要装满信件跟随我一同走。在保尔或者格里沙的组织下，一艘通常并不载客的货船将把我驶向海参崴。这条海路是与一半属于俄国一半属于中国的东方铁路有联系的。格里沙送我到港口，那里有一个我们认识的名叫贝恩哈德的游动哨在走来走去。我们决定由格里沙随后驾一条小船把邮件箱子送过去，因为船并不直接靠近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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