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2)_虚阁网

二

　　戴高乐15岁时写过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小说。他说：“1930年德国军队向法国宣战！第一支德军，20万之众，携大炮500门沿瑞士边界而下，经过贝尔福特进扰巴黎。第二支德军直接越过群山峻岭，踏向南锡。这支军队有1715万千人，大炮480门。俾斯麦将军已经命令第三军10人为第二军的后援。

　　“1931年1月18日，法国陆军部长从正在维也纳聚会的各国首脑们那里得到了保守中立的诺言。”

　　在法国，组织工作很快就绪。

　　“2月10日，各军进入战斗状态。戴高乐很快制定了方案，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声援布瓦德弗尔。”

　　这是短篇小说的开头，戴高乐15岁那年在圣玛利亚学校读书时写的。

　　接着，“戴高乐将军”在小说里调兵遣将，规划了南锡之役，法国士兵如何构筑工事，如何打肉搏战，又如何势如破竹地扑向德军。最有寓意的，是“戴高乐的军队”把德国围困在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打得大败的麦茨，水泄不通的包围圈使敌军无法突围，伤亡惨重。1870年巴赞元帅在麦茨向普鲁士军扯起白旗，在戴高乐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何等深刻。戴高乐是怀着雪耻的心情写这篇小说的。

　　1906年，戴高乐又写了一个短诗剧，题目叫《苦相逢》。主要情节是：一个羁旅异乡的游客深夜在森林里碰上了强盗，强盗把他身上的全部财物都抢走了，强盗每抢走一件东西，就说：这是最后一件拿走的东西。但总说个没完，一直把异乡人抢个精光。

　　强盗作案的时候，把手枪对着旅客，态度却是十分“谦和”。最后，强盗向这个倒霉的旅客“热情”道别，扬长而去。戴高乐给家人表演过这个诗剧，他扮演那个贪婪而彬彬有礼的强盗。

　　1908年，戴高乐以夏尔·德·吕卡勒的笔名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和一首诗。短篇小说《扎莱纳》写的是一位派驻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青年军官和当地少女扎莱纳的爱情悲剧。这位青年军官由于军纪的约束不得不离开扎莱纳。痴情的扎莱纳痛不欲生，打算用毒药把恋人毒死，自己也同归于尽。但是结果她死了，青年军官却侥幸活了下来，而且一直在法国军队里服役。退休后他怀着无限怅惘的心情回到他青年时期发生罗曼史的小岛。他离开了扎莱纳，却永远怀念着她。

　　在那首无题诗中，戴高乐抒发了自己准备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

　　这或许是戴高乐从军以前，也就是考进圣西尔军事学院之前最后的文学作品了。有人说，如果戴高乐选择了文学，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家。这首诗的文学价值到底怎么样，且不去评论，但是，它反映了步入青年期的戴高乐以身许国的抱负。

　　哲学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会有比较直接的影响。

　　戴高乐在圣玛利亚学校读书时读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但对他感染力更强的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的实证主义哲学。

　　历史，特别是离当时最近的历史，是青年人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可从中了解到最能触动心灵和感情的故事。每日每时发生着的国内外大事，就更能使初谙世事的少年时而神驰，时而激动，时而思索。戴高乐这一代人是在怀着对普鲁士“复仇”的情绪中长大起来的。1871年3月梯也尔屈辱地扯起白旗，法国根据“和约”，被迫把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的一部分割给德国，还缴付50亿法朗的赔款，赔款付清以前必须接受普鲁士军队的占领。

　　从那时起，法国没有一天放松过紧张的神经。为此，法国找到了野心勃勃的俄国，想借助东方的力量牵制压境的强邻。1891年，法国与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三年后签定了军事协定。议定法国受到德国进攻时，俄国要给予支援，当俄国受攻击时，法国也要给予帮助。法国还指望英国能助一臂之力，不过，英国一贯的作法是置身欧洲大陆之外来纵横捭阖，而且英法在尼罗河地区的利害冲突纠缠不休，所以直到本世纪初英德矛盾加剧、英法矛盾缓解，法国才得以于1903年与英国签订同盟协约。法国、英国、俄国的反德联盟终于形成了。

　　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迅速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列强重新分割世界的争斗中，德国的咄咄逼人使法国寝不安席。

　　戴高乐一落地就遇上了国运颠簸的时代。他4岁那年，发生了德雷菲斯案件，他当然什么也不懂。然而，由于德雷菲斯案件是法国政局尖锐化的集中点，全国上下群情鼎沸，它的余波在法国振荡了相当长的年月。

　　德雷菲斯案件之后，法国政局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重新组合：保皇党、教权派和温和的共和派失势，激进党组阁。激进党一方面继续反对教权派等极右派势力，另一方面则大力镇压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

　　这时也正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向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冶金、电力、汽车、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银行资本比工业资本集中更快。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银行资本的2／3由五家大银行控制着，最大的法兰西银行的200个股东就是200家财政寡头统治集团，他们紧紧扼住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是一种“金融寡头”，是一种“绝对的垄断”，“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金融寡头使战前法国的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国外投资总额从1902年的300多亿法郎增至1914年的600亿法郎。金融垄断资本家发行巨额有价证券，从中获得垄断利润，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高利贷者”、“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了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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