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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少年壮志—职业军人

  夏尔·戴高乐,这位50岁才开始发迹的法国伟人,于1890年11月22日诞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9号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他袭用的是他伯父的名字。戴高乐家庭从16世纪到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止,祖祖辈辈都在司法界作官。这样的家族同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

  是属于那种忠于法国古老传统的偏于守旧的家庭。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戴高乐家庭的老传统来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在巴市议会当法律参事的夏尔的曾祖父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浦·戴高乐在所向披靡的革命风暴中被捕入狱,获释后没有回到司法界,到拿破仑的军队里掌管邮政。他的父亲朱立安—菲利浦·戴高乐在北方当了教员,和敦刻尔克一家烟厂老板的女儿约瑟芬·马约结了婚。戴高乐家族以王朝官吏之家随着1789年革命的洪流跨进了19世纪,在新制度下食俸。

  夏尔的母亲约瑟芬·马约是一位相当有才华的妇女,既聪明又有个性,颇有造诣,还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家庭通讯》杂志社担任编辑。这在保守的戴高乐家族中称得上不同凡响了。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作品中有两部却别有特色。一部是法国18至19世纪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另一本也是传记,写的是19世纪爱尔兰政治家达尼埃尔·奥康内尔的生平。奥康内尔曾致力于争取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为他立传固然同宗教信仰有关,但是传记的主题是把宗教问题同爱国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她也可以说是一个爱尔兰人。于是这本传记也就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不少夏尔·记的作者推测,戴高乐酷爱文学,尤其是夏多勃里昂的诗,而且从小就迷恋于祖国的传统,同母亲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排行第三。老大夏尔毕业研究克尔特问题,老二朱尔是昆虫学家。亨利走了不同的路,少年时期考进了培训陆军技术人才的巴黎工艺学校。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兰西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亨利应征入伍,在前线负过伤。

  战争结束后,他弃军从教,在圣玛利亚学校讲授哲学、数学和文学,18岁时和表妹让娜·马约结婚。

  亨利和马约都是热忱的爱国者。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召唤》中叙述了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

  的人,他“对于法国人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母亲也对祖国怀着“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她对“宗教的虔诚”毫无二致。此外,父亲还使他懂得了法国的历史。亨利·戴高乐夫妇亲身经历过法国近代的普法战争和德雷菲斯事件,母亲曾经向他追忆当时外祖得知巴赞元帅向普鲁士投降后,是怎样伤心地流泪的情景。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说:“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

  亨利夫妇生了四儿一女。老二就是夏尔·戴高乐,全名叫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他在兄弟当中性格最倔强,甚至有些刚愎自用,和同伴们一起游戏时总要占上风,压别人一头,既好斗,又好胜。他的大哥格札维埃曾说,戴高乐出生时准是在冰水里泡着的,所以总是那么硬梆梆的。戴高乐和男孩子们时常做打仗的游戏,他们装扮成不同国籍的士兵,但戴高乐总得当统帅,而且是“法国军队”的统帅。

  有一次,格札维埃说,这一回该换换了。戴高乐断然说:“绝不,我就是要法国!”所有的孩子都得听他的,煞有介事似地真的像两国交兵。一回,小弟皮埃尔被“敌人”俘虏,没有来得及把“情报”吞掉,“情报”给“敌人”搜去了,为此,皮埃尔被狠狠地敲了一顿脑壳。

  到了入学年龄,戴高乐进了圣玛利亚学校。教会学校有非常严格的教会传统和纪律,教学要求也很严。

  戴高乐虽然不如大哥格札维埃那样克勤克俭,但天赋却胜一筹。过目成诵,所以学校成绩是相当出色的。

  他最喜欢的功课是文学和历史。全家每年都要到卢瓦尔河别墅去过暑假。亨利在那里置办了一普普通通、但却颇富雅趣的房子,戴高乐的暑期读物总是历史。这也许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他热爱法国,包括法国的历史。他认为法兰西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历史。他在《战争回忆录》中说:“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童年的戴高乐特别喜欢读法国诗人埃德蒙·罗斯丹的诗剧。10岁那年,父亲带他看了一场罗斯丹的成名作《雏鹰》,留下的印象深极了。拿破仑的独生子流亡到奥地利,奋力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雏鹰”空怀大志,终于没有成功,一直到死都抑郁地怀念着祖国。诗剧的结局悲壮,立意则是爱国主义的。

  戴高乐看完诗剧后对父亲说,长大了一定要去当兵。

  戴高乐一直把“雏鹰”的悲壮结局铭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当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问起马尔罗,这只小鹰的遗体是否已经移葬在残老军人院拿破仑墓宅里。罗斯丹的另一个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一个三角恋爱悲剧,据说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

  夏尔很喜欢古希的抒情诗,熟读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高乃依、拉辛、夏多勃里昂的作品,喜欢朗读歌德和海涅的诗。他的英语成绩平平,但是并不妨碍他欣赏英国文学。他既敬仰莎士比亚那样的文豪,也喜欢19世纪擅长描写印度风情的吉卜林。有人在他幼年的笔记本里发现他抄下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在扼杀自己所喜欢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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