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而是风(19)

一九

　　1914年春，我和劳伦斯从菲亚谢里诺到了伦敦。我俩住在朋友戈登·卡米尔家。他太太去了爱尔兰，留他看家。他家位于肯辛顿。我们经常见到默里家的人，和他们长时间地聊天。凯瑟琳看上去年轻、实际岁数大了，象个早熟的孩子。那时简直想不到她有什么忧愁。她和默里的关系也是清新有活力的。我们有个女管家，她常唱《光辉的天使们，未玷污的天使们》。

　　卡米尔很爱爱尔兰，他管它叫“阿兰”。

　　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出去游玩的那个乏味的星期天下午的事情。我们乘着泰晤士河上的一只小船到了里士满。那次去的人有卡米尔、默里、凯瑟琳、劳伦斯和我。有些人在船上心情不佳，致使他们不快的原因是口琴吹奏了《引导我们，亲切的光》。出游的无聊使我们渐渐沉默起来。在远处，人们从船上往有几世纪历史的可怕的泰晤士河里投硬币，让孩子们打捞。泰晤士河的淤泥就象是渗入了我们的灵魂。很快，我们耐不下去了，便弃船坐公共汽车回家。严肃的卡米尔在上公共汽车二层时踩了售票员的鞋尖，售票员吼道，“注意点，畜生”。这使我和凯瑟琳感到很开心。

　　我和劳伦斯终于在肯辛顿的登记处办了结婚。卡米尔和默里陪着我们。途中，劳伦斯跳下马车到金匠房买了新的结婚戒指。我把旧戒指给了凯瑟琳，她一直戴着它，直到现在葬在枫丹白露。

　　仪式非常简单朴实。我没把结婚当回事，结婚也好，不结也好，都一样。可是，劳伦斯对我俩能正式地结婚感到高兴。

　　由于最初到伦敦时，我多少已经知道了劳伦斯所写的东西，所以我想，“能会见到有趣的人们将是愉快的。”可当我们被邀请到一个午餐会时，我们感到了内心的侮辱。那里的女士们都想以她们正在和名流交际而自豪。人们在那里大吃大喝，女主人照例坐在哪位曾报上有名的人物旁边，至于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新客人，当那个人酒足饭饱、胡闹之时才会被悄悄轰走。仅此而已。因此，劳伦斯和我几乎哪儿都没去，谁也没有注意到和我们在一起会是有趣的。也许那些人本身已经没有趣味了。所以，劳伦斯和我差不多是孤独的。

　　曾有朋友问我，“那不很难吗？出身不同阶级的你和劳伦斯订立真正的婚约不难吗？敏感的你没有生过气吗？”

　　不知是劳伦斯有天才呢？还是他人品出色，他比我所想象的更细微、更敏感地理解我。

　　一次，我的头撞在百叶窗上，碰得头昏眼花。劳伦斯对我很同情，关心我，安抚我。我感到惊奇。过去我碰头，负伤什么的，没有任何人为我着想，所以我不理解人们的心。我感受到那样的温和，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大战爆发了。这对我俩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劳伦斯正和朋友在湖畔地区旅行，我在伦敦。我记得，劳伦斯回来后，我和鲁珀特·布鲁克和埃迪·马什一起吃午饭。鲁珀特·布鲁克奇异的美发在我眼前晃动。马上他的脸又红了。他的美是奇异和忧伤的。他为了和我们在一起而来的。当时我就想到，“他厌倦了生活。”他没有丝毫幸福，也没有满足。我记得埃迪·马什说过，“也许要有战争，不过，就在今天，外交部和格雷伯爵正在避免它。”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相信……战争……

　　但是，政治家刚刚说过，“再次开始血腥的和平。”

　　随后，宣战了。最初只是兴奋……真兴奋！一开始，没人知道什么样的地狱，什么样低级的恶魔得到释放。

　　我们在查灵克罗斯车站看到了部队的出发。部队中的女兵们神色紧张，脸色铁青。她们勇敢地克制住泪水向亲人告别。我为这些不相识女人的悲苦流了泪。我不管这些青年们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俄国人、或哪国人。国籍这东西不过纯属偶然，这里有着悲哀。劳伦斯鄙夷我的眼泪。

　　他本人在困惑在茫然，是抽象的精神上的，再多他就感受不到了。因为我是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所以我感到惶恐不安。

　　劳伦斯并不是和平论者。他一生都在战斗。可是他极力谴责“大战”。那个非人的、机械的、破坏一切的战争！凭什么要破坏！

　　终于劳埃德·乔治的势力出头了，他对故国的精神彻底失望了。不象英国人的劳埃德·乔治竟能树立起英国的威信——这是难以相信的。

　　战争，又是战争，“Dies　irae，Diesilla，”可怕的灾难，整个人类稳定的崩溃！劳伦斯感到了这些。我只感到了恐怖——自由了的一切丑陋的本能和一切安宁的丧失。

　　一天傍晚，我们在从朋友家返家的途中，在汉普斯特德遇到了大堆人群。空中云里飞着什么不能断定，恐怕是齐伯林飞艇。我想，“在那个齐伯林飞艇中也许会有我少女时和我一起跳舞的男伴或一起玩耍的小伙。现在他们来到这里是要给这里带来死亡和毁灭。如果这些邪恶的群众知道了我是德国人，恐怕会把我撕成碎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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