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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爱因斯坦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原子时代的先知,他比别人更早知道了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而且比其他学者更早感觉到,科学的势能使学者有义务介入社会力量的斗争,而科学的实际应用方向是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决定的。爱因斯坦没有投身于社会力量斗争的主要方面,他距此甚远。但是,在最接近爱因斯坦的那方面他曾起重大作用。这里说的是动员知识界为反对沙文主义而斗争。爱因斯坦并不总能搞清楚这里已形成的局势,然而他在队伍里占有一席之地。

  爱因斯坦没有清楚地看到那些能有效对抗战争和沙文主义的力量。他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

  在国际联盟内成立了一个知识界合作委员会。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了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在关于知识界合作委员会会议的回忆录中,爱因斯坦纯粹个人的特点都被反映出来了。

  1923年,爱因斯坦退出了知识界合作委员会。

  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他产生了痛心的印象。爱因斯坦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

  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维护和平行动的力量。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有找到善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维护和平的力量。

  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也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

  另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使爱因斯坦相信,在国联范围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爱因斯坦在这段时间对科学是和沙文主义对立的东西想得很多。

  他写道:“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爱因斯坦把科学作为有利于在地球上实现和平的巨大力量。他一如既往全心全意从事科学工作。但科学本身不再是为了看不到沙文主义的猖獗而借以藏身的避风港了,科学逐渐成了向沙文主义发动攻击的堡垒。

  以后,知识界合作委员会的活动向爱因斯坦表明了,学者们的团结只有与反对军事侵略和社会反动势力的直接斗争相配合,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1925年,法西斯分子用墨索里尼政府的司法部长替换了知识界合作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居里夫人声明,部长不能参加知识界独立代表的团体。爱因斯坦补充说,极权主义国家的部长不能充当这种代表。但是,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开始表示担心意大利会退出国际联盟,于是爱因斯坦看到了,对战争消极的厌恶实际上是和对战争、对反动势力的容忍结合在一起的。

  在20年代会晤过爱因斯坦及其一家的安东尼娜·瓦朗坦,在其《爱因斯坦的悲剧》一书中,描述了在知识界合作委员会会议期间爱因斯坦的心情:“友谊的纽带、科学的兴趣以及音乐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大有帮助的。”一天傍晚,在令爱因斯坦特别不快的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他偕同居里夫人坐在日内瓦湖畔的长凳上。幕色笼罩,他们俩用沉静的目光凝视路灯映照在水中的光带。忽然,谈话又恢复了,可是交谈者眼神中的忧愁已经消失。爱因斯坦问道:‘为什么水中的映像在这一处而不是在那一处破碎呢?’居里夫人有些沙哑的声音被爱因斯坦那带有深刻洞察力的声调感染了。话题转向了物理定律,谈论的是光学公式……”接着,瓦朗坦叙述了爱因斯坦在对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深感失望而心情沉重的日子里,是怎样从痛心的现实里逃避到音乐世界中去的。

  有一次,委员会全体成员在湖滨饭店讨论,极力回避分歧。他们都觉察到,这类分歧和科学观点的冲突相比是另一种性质。

  透过说话的嘈杂声和盘子的叮噹声,传来了饭店的音乐声。在爱因斯坦的意识中,音乐声渐渐掩盖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和白天的印象。爱因斯坦走到提琴手跟前,拿起他的提琴演奏起来——“他的神情变了,脸上露出了笑容,表情柔和,他好象在幻想,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爱因斯坦无论如何没想到,他在舞台上,多少双眼睛盯着他,是怎样一种情景。爱因斯坦旁若无人。他在洗涤当时一些交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后来,已经很晚了,当有人提醒爱因斯坦时,他才以略带歉意的微笑把提琴还给提琴手,走了出去。

  爱因斯坦20年代在柏林的住宅被列入柏林的名胜之一,他的住址哈贝兰大街5号载入了旅行指南。

  爱因斯坦居住的房屋,房主生于俄国,早就是爱因斯坦的狂热崇拜者。有爱因斯坦作为自己的房客,对他来说是最值得自豪的成就。爱因斯坦租了一套9间房的住宅。除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在这里还住着她的两个女儿伊丽莎和玛尔戈,后来爱因斯坦的母亲也住过一段时间。爱因斯坦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一直寄居自己亲戚家里,后来生病了,才迁居柏林。她于192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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